主启蒙时期否定精神的一个很有特性的表达者：“我们认为有利，我们便据此行动……现时最有用的是否定，因此我们也去否定。”作者认为社会在变革时期总会伴随某种偏向，否定精神在社会变革初期往往是片面的，无情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到后来，在社会经过变革以后，便会褪去破坏性的色泽。否定的结果将是肯定，因为新事物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而得到自身的发展。

毫无疑问，巴扎罗夫反映了进步的民主知识分子的想法。屠格涅夫在给他的朋友、俄国诗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道：“他被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其实应该读成革命志士。”巴扎罗夫与帕维尔基尔萨诺夫——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争论时，态度凛然地要求对方“那怕举出一件当代生活中的，无论是家庭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不招致全面的、无情的否定”。

屠格涅夫肯定巴扎罗夫，他理解到，为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否定是种有效的武器，它具有历史意义。作者善于捕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生活中主要的、先进思想萌动，他看到了否定派即虚无主义者“对人民的需要更为敏感”（作者语），他们的心曲与人民有互通之处。巴扎罗夫反驳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您不赞成我的选择，但谁对您说我选择的道路是一时心血来潮，而不是您一再鼓吹的人民精神所感召的呢？”“我祖父种过地，您去问你们的任何一个农民，看他首先认作同胞的是您还是我。”书中形容巴扎罗夫“仆人对他几乎都有好感，尽管有时要挨他的取笑，他们觉得这人不是老爷，而是自己人”；“他有一种使下人信赖的特殊本领，虽则从不迁就他们，说话的口气也是懒懒的”。所有这些素质，都为作者所肯定，所珍视。

但作者笔下的巴扎罗夫缺乏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他“否定一切”，但在建设方面，据巴扎罗夫的话说，“不是我们的事。首先要把地面打扫干净。”他无疑带有左倾无政府主义极端性。在作者笔下，虚无主义者有着对一切进行无情地破坏的自发性，他们想法片面，老是怒气冲冲，脸色阴沉。屠格涅夫描写巴扎罗夫这个人物的严峻外貌是：说话粗鲁，语气傲慢，避开“浪漫主义”的即一切诗情画意的属于心灵感受的东西。一八六二年作者致函赫尔岑说：“主要的我不是把他作为理想人物来描写，我不把他有何思想体系看得那么重要，我主要想把他写成一条狼而又为他辩解——当然，这很困难，看来我没能做到。”

巴扎罗夫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当作信仰，即使这准则是多么受到尊重。赫尔岑把巴扎罗夫的这种虚无主义归结为“完全、彻底摆脱了一切现成概念和陈规旧俗”。杜勃罗留波夫进一步认同：“新人——他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反对者，因为唯心主义哲学把准则看成高于朴素的生活真理。”巴扎罗夫对借抽象法得出的科学概念确无好感：“指的是什么科学？泛泛的科学吗？科学一如手艺，有具体的门类，而泛泛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在此他只承认具体的科学，而把“泛泛的科学”即哲学彻底否定了。他把哲学看成是“浪漫主义”哲学，腐朽，胡说八道，与浪漫主义是等同概念。曼恩由此认为巴扎罗夫的思辩“从黑格尔的Allgemeinneit总体中得到了解放”。巴扎罗夫认为人的行为不由抽象的、必须遵循的准则，而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总的说来，准则是没有的，……只有感觉。一切都取决于感觉。”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所奉准则的抗议也就是民主主义者对唯心观的抗议。那时平民中的民主主义者按杜勃留波夫说法“不但懂得，而且亲身感受到，世上绝对的东西是没有的，一切事物只有它的相对意义”，因此他们断然“摆脱开绝对理念而去接近现实生活，用他们的现实观替代一切抽象概念”。把小说《父与子》中发生的事件限定在一八五九年自有其

原因，正是该年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决裂。屠格涅夫着重描写了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贵族中较为进步和开明的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后者的代表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作者选择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说明，两种势力的较量乃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对抗，“新人”巴扎罗夫用以反叛“先生们”、“老爷们”的虚无主义带有直接反对贵族的性质。两者彼此仇视，仇视表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识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