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他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他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这件事您提醒了我，我很感谢。这是省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不作声，嫌恶地瞅着这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象假面具一样的脸。“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

“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麻烦您坐一下。”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象他这样一个无所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这是什么缘故？

……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加上说，撇一撇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仿佛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种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要求，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好玩。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从国家高度看问题，总觉得他的话很偏激，很好玩。

“从个人观点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他说，“不过从国家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一言不发地匆匆走了出去，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你的利益，不过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官邸时想。

聂赫留朵夫头脑里逐一回顾被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和教育人民的机关处理过的人。他想到了因贩卖私酒而被判刑的农妇、因盗窃而被判刑的小伙子、因流浪而被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以及仅仅因为要从她身上弄到必要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丽达，还有因反东正教而被判刑的教派信徒，还有因要求制订宪法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左思右想，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妨碍他们这种剥削行为的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荡的小偷，藏匿传单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因此聂赫留朵夫觉得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和托波罗夫起，直到政府各部里坐在办公桌旁官微职小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止，他们对于无辜的人遭殃，根本无动于衷，一心只想清除各种危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