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用合作社方式耕种。

“凡是种地的就分，凡是不种地的就不分，”他用坚决的低音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式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反对意见。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人人有犁，人人有同样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马匹、犁、脱粒机和整个农场都是公有的，而要共同经营，还得大家意见一致。

“我们老百姓是死也不会同意的，”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这样打架就打不完了，”眼睛含笑的白胡子老头说。“娘儿们准会彼此把眼珠都挖出来。”

“再说，土地有肥有瘦，怎么办？”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人可以分到黑土，有人只能分到粘土和砂地呢？”

“那只好把所有的地都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大家平分，”

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反对说，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社分地，而在于各省都要普遍分。要是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人分到好地，有人只能分到坏地呢？人人都想分到好地。

“是，老爷，”退伍士兵说。

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因此事情并不象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一层不光我们在考虑，许多人都在考虑。有一个叫乔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反正你是东家，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谁拦着你？你作主就是了，”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种插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窘，但他高兴地发现，对这种插话感到不满的，不止他一个人。

“等一下，谢苗大叔，你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威严的低音说。

他这番话使聂赫留朵夫得到了鼓励，他就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属于上帝，”他讲道。

“对，这话不错，”有几个人同声回答。

“土地都是公有的，人人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有坏，人人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公平呢？该这么办：凡是分到好地的人就该按地价付钱给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但究竟谁应该付钱给谁，很难确定；再说村社公益事业也需要筹款。因此得这么办：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作各种用途。这样就公平合理了。你想要土地，就得付钱，好地多付些，坏地少付些。你不要土地，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拿到土地的人替你付。”

“这样可合理了，”砌炉匠动动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钱。”

“那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相貌端正、胡子鬈曲的老头说。

“但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好，”高个儿农民声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

“价钱不能定得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人家付不起，就会亏空；要是太便宜，相互买卖，就会拿土地做生意。我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话很对，这话有理。行，这样办很好，”农民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