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巴扎米先生并没有让我父亲回伦敦供职，而是问他是否愿意去孟买工作。我父亲并不愿意，但是想到巴扎米先生给我们的关怀和机会，他还是同意了。几个星期后，我们结束了在波斯恬静安宁的生活，出发前往印度。三个星期后，我们到达印度。巴扎米先生已经吩咐过他的代理人，因此我们受到了很好的迎接和款待。

我们到达印度后不久，我的生活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开始了我持续至今的奇特经历。我父亲的工作之一就是和北方，特别是克什米尔的商人，建立联系。因此，有一天，我们从旁遮普登上一列拥挤的火车，去了婆塘科特，开始了前往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长途跋涉。路上，我们遭到了一帮歹徒的袭击，我父亲被杀死，我也受了重伤。我只记得有人从背后给了我一记闷棍，我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我们被一群回家途中的克什米尔商人发现，他们救了我的命，并把我父亲的遗体送到斯利那加，安葬在一处英国人墓地里。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把我带回家，在他家人的精心照顾下，我最终痊愈了，但是，至少有一个月，我得了严重的健忘症。当我完全康复以后，那些商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父亲的死让我悲痛欲绝。他们说，袭击我们的是凡娄克一伙人，他是克什米尔一带最残忍的强盗，人人谈之色变。

我发誓要替父报仇。父仇一天未报，我就一天不得休息。为了找到那伙盗贼，我留在了克什米尔。我已经十四岁了，身体结实，而且还会长得更加强壮。我把发生的一切变故都告诉了巴扎米先生。他极力想说服我回到波斯。但在我坚拒之下，他大发慈悲之心，把我父亲的抚恤金作为一件慷慨的礼物给了我，并转帐到印度的一家银行，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笔钱找到那伙强盗。

凡娄克一伙烧杀抢掠，肆无忌惮，以至于公司委托一支特遣部队来到克什米尔逮捕他们，于是，凡娄克一伙很快就放弃了克什米尔。他们躲进山里，音信全无。我呆在克什米尔等他们的消息，但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特遣部队留了下来，看起来真是震慑住了凡娄克一伙，他们几乎再也没出来作过案。

我等了将近一年，然后决定跟着我的克什米尔朋友们去拉萨。现在，除了波斯话，我还会说一点克什米尔话，这样旅行起来不会太惹人注意。从斯利那加出发，旅行线路是大家已经走惯的那条，所以我们没遇上什么麻烦就到了拉萨。我很快就熟悉了西藏人和这个地方。我常常离开拉萨去比较偏远的地方旅行，在安多和康巴跟牦牛和牧羊人呆上几个星期。当我们的商队要返回时，我决定留下来。跟我的克什米尔朋友告别后，我继续我孤独的旅程。最后，我到了安多，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并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我跟一个叫葛容的人住在一起。葛容只比我大两岁，他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和葛容成了亲密的朋友。

就这样跟西藏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后，我决定回到印度。当时，我差不多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西藏人，想起以前的生活简直恍若隔世，但是我心中许下的为父报仇的誓言却一天也不曾忘记过。一天，我把这个坚定的信念告诉了葛容，他成了惟一的知情人。他告诫我，并劝我放弃这个复仇计划，认为那不值得。他说，杀生，违反了佛教教义。我试着忘掉这个想法，但胸中的复仇之火却无法熄灭。我打算先回拉萨，再作计议。临行前，葛容送给我一把黄金刀柄的刀，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他说这把刀在朋友之间传递已经很多年了。据他所知，这把刀从来不曾用于愤怒或暴力，尽管它是把锋利的武器，但却常常能平息主人的怒火。我接过刀，真心地谢谢他，但我的怒火却没有因此而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