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社会资财即维持产业的资金的减少，使劳动工资降低，因而使资本利润以及货币利息增高。由于劳动工资低落，社会上剩有的资本的所有者，以货品提供市场所需的费用，比以前少；由于他们以货品提供市场所用的资本比以前少，他们能够且比以前高的价格出售货物。所费较少，所得较多，他们的利润从两方面增加，因此能够出高的利息。在孟加拉及东印度其他英领殖民地，获得巨大资产是那么快、那么容易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些贫苦地方的劳动工资非常的低而资本利润非常的大。其货币利息也相应地非常的高。孟加拉农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资金，并以次期的收获物作为抵押。能够担负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侵占地主的几乎所有地租，而这样高的利息，也必然侵占利润的大部分。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各地方在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下，似乎都有同样高的利息。从西塞罗的书简，我们知道，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在塞浦路斯岛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借款。

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限度，那末，在这种状态下，职业上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使劳动工资低落到仅足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而且由于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国的资本，如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达到饱和程度，那末各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

然而，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出借人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使他索取破产者在借款时通常需要出的那么高的利息。在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地的未开化民族中，有许久，契约的履行与否只凭当事者的信义，他们王朝的裁判所很少过问此事。当时利息率达到那么高，恐怕这也是一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