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终处于某种地位。奎宁先生是个不细心的人。又那么忙，事情又那不寻常，也顾不上对我另眼相看，何况不论对成年人还是少年人，我也从不说我的来历，对于我在这里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经说过，是完全超出我叙述能力的。但我坚守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样干活，我就必然受到轻视和侮辱。不久，我就变得至少和那两个少年一样利索和熟练了。虽然我和他们都很熟了，可由于我的行为神态与他们的相异之甚而使我们之间有种距离。他们和那些成年人总叫我“小先生”，或“小萨福克人”。装箱工头是个叫葛里高利的成年人，另一个穿着红衣的车夫叫提普，这两人有时也常叫我大卫，但我想这总是在我们很亲热的时候，也就是我在大家干活时给他们讲我看过的那些书让他们高兴时（很快，那些书也从我记忆中消失）。白粉土豆曾对我的优越地位抗争过一次，但马上就被米克沃克尔制服了。

我认为我没希望摆脱这种生活了，也就完全放弃了这种希望。我认认真真这么想：我从没对这种生活退让过，也从没不因它而苦恼，哪怕一个小时也没有这样过。但我忍受下去，连对皮果提也不曾在任何书信中透露过只字片语（我们通了很多信），这样部分是出于爱她，部分是因为我羞于那样做。

米考伯先生的困难更加重了我的精神痛苦。我在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形下，和那家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时惦着米考伯太太的各种筹款计划，时时心头压着米考伯先生的债务。星期六的夜里是我的好时光——部分因为我口袋里有了六或七个先令，回家的路上望着那些店铺，盘算着这笔钱可以买什么，这可是了不起的事；部分因为我能回得早——米考伯太太会把最伤心的秘密向我倾诉；星期天早上她也会这样，那时我把头天晚上买回的茶或咖啡在一个刮脸用的小罐里调好，开始坐下吃那已过了钟点的早餐。在这类星期六的夜间谈话开始时，米考伯先生总要痛苦忘情地哽咽一番，而谈话将近结尾时，他却又在唱“杰克快乐地和南在一起”了。我曾看到他流着泪回家吃晚饭，嘴里叨念说只有进监狱是唯一出路；然后又盘算“如果有什么机会出现”（这是他很引以自得的句子）可以弄到装弓形窗所需的费用入睡了。米考伯太太跟他完全一样。

我们各自的境遇在我们之间形成了（我深信）一种奇特的友好平等关系，虽然我们的年龄悬殊得可笑。在米考伯太太把我视作她的心腹之交以前，我从不肯接受他们的邀请而由他们掏钱、和他们吃喝，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屠户及面包商关系紧张，他们自己通常也没什么太多的吃食。一天夜里，米考伯太太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和我结成了心腹之交。

“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我把你不当外人，所以不怕对你说：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已达到危急关头了。”

听到这话，我好生难过，看着米考伯太太红红的眼睛，我满怀着无限同情。

“除了一块荷兰干酪的皮——这是不适合一个有这么多小孩的一家所需的”——米考伯太太说，“食品间里真是什么也没有了。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总习惯了说食品间，我几乎不知不觉就说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天哪！”我很关切地说。

那时我口袋里那星期的工钱还有两或三先令——由此我猜我们谈话时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忙掏了出来，诚恳地请米考伯太太把它们收下权当向我借的。可那太太一边吻我，一边叫我把钱放回口袋，并说她连想也不能这么想。

“不能这样，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她说，“我压根就没往这上面想！不过，你显得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另一件事上帮我，我一定满怀谢意接受这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