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儿，我急需找个落脚的地方，而且越近越好。我由于迷失了路，晚间到了木东；在那里，陈留下了十个克勒蔡尔以外，我把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完了，第二天吃了一顿饭，那十个克勒蔡尔也光了。那天晚上，我到了离洛桑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我走进一家小旅店，进去究竟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饿极了，就装出大大方方好象完全能付钱的样子要来了晚饭。吃完了饭，我什么也不想就上床睡觉，睡得十分安静。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以后和店主人算了算账，共计应付七个布兹。我想把我的短外衣押给他，那个好心人拒绝了，他对我说，感谢天主，他从来没有扒过人家的衣服，也不肯为七个布兹破例，他要我留着我的外衣，等有了钱时再来还账。他的善心感动了我，但是，当时的感动实际上还不够，也远不如我以后回想起这事的时候感动得深。不久，我就托一位可靠的人把钱给他送去并向他致谢；可是，十五年以后，当我从意大利回来又路过洛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竟忘记了那个旅店和店主的名字。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去拜访他并以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正快乐向他提起他那时的善行，还向他证明他那番好心并没有被忘掉。毫无疑问，在我看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给人帮忙，就是比这再大，也不如这个老实人毫不浮夸、朴实而又厚道的行为更值得感激。

快要到达洛桑的时候，我心里就考虑自己所处的窘境，怎样设法摆脱穷困，不叫我继母看见我这副潦倒的样子。我把这次徒步旅行中的我比作刚来到安讷西时的我的朋友汪杜尔。我对这个想法十分兴致勃勃，不考虑我既没有他那样善于辞令，也没有他那样的才能，就硬要在洛桑做一个小汪杜尔，把我自己还不懂的音乐教给别人，自称我是从巴黎来的，其实我根本没到过巴黎。在这里，没有一所能使我在其中谋到个下级职务的音乐学校，而且我也不愿冒险混入内行的艺人中间；为了执行我那美妙的计划，我只好先打听哪里有既能住宿又花钱不多的小旅店。有人告诉我，有个名叫佩罗太的人，家里留宿过路客人。这个佩罗太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非常周到地接待了我。我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套假话向他说了一遍，他答应为我张罗，给我找学生，并且对我说，等我挣到钱以后才向我要钱。他定的膳宿费是五个埃居。这个数字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说来就很可观了。他建议我开始时只入半伙。所谓半伙就是午餐只有一盘相当不错的浓菜汤，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到晚上可以好好吃一顿晚餐。我同意了。这个可怜的佩罗太以最大的好心肠百般关怀我，凡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事无不尽力而为。

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

我在洛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他把我的小包寄来了，并附了一封充满忠告的信。我理应从他的教诲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我在上面已经谈过，有时候我的理智竟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错乱状态，使我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下面又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要了解我晕头转向到了什么程度，我使自己汪杜尔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到了什么程度，只要看看我这时干了多少荒唐的事就够了。我连歌谱都不认识就当起音乐教师来了。固然，我曾和勒麦特尔一起呆过六个月，我受到过一些教益，但这六个月是不够的，何况我又是跟这样一位大师学的，注定是学不好的。我这个日内瓦的巴黎人，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认为必须更名改姓，就象我曾经改变宗教和祖国一样。我总是在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和所模仿的那个人物相似。他叫汪杜尔德维尔诺夫，于是我便把卢梭这名字改拼为福索尔，全名为福索尔德维尔诺夫。汪杜尔虽然会作曲，却从不夸耀这个；我本不会作曲，却向人人吹嘘自己会作曲。我连最简单的流行歌曲都不懂，却自命为作曲家。这还不算，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位法学教授特雷托伦先生，他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我想给他一个可以显示我的才华的样品，于是我竟冒失地装出真会作曲的样子，为他的音乐会作起曲来。我为这一优秀作品一直干了两个星期，誊清、标定音部、满有信心地划分乐章，好象这真是一出音乐艺术的杰作似的。最后，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可却是真的：为了漂亮地结束这个卓越的作品，我在末尾加上了一段优美的小步舞曲，这段曲子在大街小巷流行一时，也许现在许多人还能记得下面这几句当时非常流行的歌词：

多么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