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归正传之前再来谈件事。
下面我要谈的是件活生生的戏剧性的事,历史家由于缺少时间和机会而把它忽略了,可是,我们要特别指出,在这件事里有生活,使人忐忑不安和发颤,我们好象以前曾讲过,有些细节,好象巨大事变中的一些小枝叶,已在遥远的历史里消失了。在所谓的暴动时期有许多这类琐事。有些司法部门的调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为了历史,没有把一切都揭发出来,也可能没有深入了解。在已经公布的众所周知的一些特殊情况里,还有些事,或是因为遗忘,或因当事人已死,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因而来揭露一些。这些宏伟场景中的大多数演员已经不在了,相隔一日,他们已经沉默。而我们在下面要讲的,可以说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更改了一些人名,因为历史是叙述而不是揭发,但是我们描写的是真实的情节。我们写这本书时的条件只能显示某一事件的某一方面,当然是一八三二年六月五、六两天中最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情节。我们要做到使读者在我们揭起暗淡的帷幕后,能约略见到这次可怕的群众事变的真实面貌。
三 埋葬:再生之机
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细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个鞋匠用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钱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
“我呀!我还没有武器。”“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活计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活计。”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就是说,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聚在一起密谈。有人听到他们说:“你的手枪在哪里?”“在我的褂子里。你呢?”“在我的衬衣里。”在横街的罗兰作坊前面,在一座着过火的房子的院里,工具工人贝尼埃的车间前,一堆堆的人在低声谈论。在那群人里有个最激烈的人,叫马福,他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车间里做上一个星期,所有的老板都不留他,“因为每天都得和他争吵。”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垒里。在同一次战斗中被打死的卜雷托,是马福的助手,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说:“起义。”有些工人聚集在贝尔西街的角上,等候一个叫勒马兰的人,圣马尔索郊区的革命工作人员。口令几乎是公开传达的。
六月五日那天,时而下雨,时而放晴,拉马克将军的殡葬行列,配备了正式的陆军仪仗队,穿过巴黎,那行列是为了预防不测而稍微加强了的。两个营,鼓上蒙着黑纱,倒背着枪,一万国民自卫军,腰上挂着刀,国民自卫军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一队青年牵引着。残废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桂树枝。随后跟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人群,神情急躁,形状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员们、法学院、医学院、一切国家的流亡者,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的国旗,横条三色旗,各色各样的旗帜,应有尽有,孩子们挥动着青树枝,正在罢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人头上戴着纸帽,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两个一排,三个一排地走着,他们大声叫喊,几乎每个人都挥舞着棍棒,有些挥舞着指挥刀,没有秩序,可是万众一心,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有些小队推选他们的领头人,有一个人,毫不隐讳地佩着两支手枪,好象是在检阅他的队伍,那队人便在他前面离开了送葬行列。在大路的横街里、树枝上、阳台上、窗口上、屋顶上,人头象蚂蚁一样攒动,男人、妇女、小孩,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大家惊惊慌慌地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