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无疑的。然而，不论人们说什么，这样去认识黑话这个词，总还是就广义而言，而且还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至于我们，我们却要为这个词保存它旧时的那种确切、分明、固定的含义，把黑话限制在黑话的范围里。真正的黑话，精彩的黑话（假定这两个词可以连缀在一起的话），古老到无从稽考自成一个王国的黑话，我们再重复一次，只不过是穷苦社会里那种丑恶、使人惊疑、阴险、奸宄、狠毒、凶残、暧昧、卑鄙、隐秘、不祥的语言而已。在堕落和苦难的尽头，有一种极端穷苦的人在从事反抗，并决计投入对幸福的总体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的斗争，这种可怕的斗争，有时狡猾，有时猛烈，既险恶又凶狠，它用针刺（通过邪恶手段），也用棍棒（通过犯罪行为），向社会秩序进行攻击。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穷人便发明了一种战斗的语言，这便是黑话。

把人类说过的任何一种语言，也就是说，由文明所构成或使文明更复杂的因素之一，不论好坏，也不论是否完整，去把它从遗忘和枯井中拯救出来，使它能幸存下去，免于泯没，这也就是对社会提供进行观察的资料，为文明本身作出了贡献。普劳图斯，在有意或无意中，让两个迦太基士兵用腓尼基语谈话，便作了这种贡献；莫里哀曾使他的许多角色用东方语言和各色各样的方言谈话，也作出了这种贡献。这儿又出现了反对意见：腓尼基语，妙极！东方语，也很好！甚至方言，也还说得过去！这些都是某国或某省的语言。可是这黑话？把黑话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呢？让黑话“幸存下去”有什么好处呢？

对此，我们只打算回答一句话。如果说一国或一省所说的语言是值得关怀的，那么，就还有比这更值得注意研究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穷苦层所说的语言。

这种语言，在法国，举例说，便说了四百多年，说这种语言的不仅是某一个穷苦层，而是整个穷苦层，在人类中可能存在的整个穷苦层。

并且，我们要强调，对社会的畸形和残疾进行研究，把它揭示出来以便加以医治，这种工作是绝不能单凭个人好恶而加以选择或放弃的。研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学家的任务的严肃性决不在研究大事的历史学家之下。后者所研究的是文明的表层、王冠的争夺、王子的出生、国君的婚姻、战争、会议、著名的大人物、阳光下的兴衰变革，一切外表的东西；而另一种历史学家研究的是内容、实质、劳动、苦难、期待着的人民、被压迫的妇女、呻吟中的儿童、人与人的暗斗、隐秘的暴行、成见、公开的不平等待遇、法律的暗中反击、心灵的秘密演变、群众的隐微震颤、饿到快死的人、赤脚露臂的无依靠的人、孤儿孤女、穷愁潦倒蒙羞受辱的人和在黑暗中流浪的一切游魂野鬼。他应怀着满腔怜悯心，同时以严肃的态度下到那些进不去的坑窟里，象同胞兄弟和法官似的去接近那些在那里横七竖八搅作一团的人、流血的人和动武的人、哭泣的人和咒骂的人、挨饿的人和大嚼的人、吞声忍泪和为非作歹的人。难道这些观察人们心灵的历史学家的责任比不上那些研究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吗？谁能认为但丁要说的东西比马基雅弗利少些呢？文明的底蕴是不是因为比较深奥、比较幽暗便不及表相那么重要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山洞时，我们能说已经认清山了吗？

我们还要顺便指出，根据上面所说的那几句话，我们可以推论出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其中的区别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一个研究各族人民公开的、可见的、明显的群众生活的历史学家如果他不同时也洞悉他们隐蔽的较深的生活，便不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而一个人，如果不能在需要时成为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内在事物的历史学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是渗透在大事的历史里的，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是两类互相影响、随时互相关连、经常互为因果的不同事物。上苍刻画在一个国家表面上的线条，必有暗淡而明显的平行线，在它的底里的任何骚乱也必然引起表面的震动。历史既然包罗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便应过问一切。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