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祖父是个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德纳第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是个有钱的庄稼人。我见过他的护照。我记得他叫纪尧^[yáo]姆朗贝尔。”

朗贝尔是个正派人的名字，听了能使人安心。沙威转回巴黎去了。

“冉阿让明明死了，”他心里说，“我真傻。”

他已把这件事完全丢在脑后了，可是在一八二四年三月间，他听见人家谈到圣美达教区有个怪人，外号叫“给钱的化子”。据说那是个靠收利息度日的富翁，可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独自带着一个八岁的小姑娘过活，那小姑娘只知道自己是从孟费郿来的，除此以外，她全不知道。孟费郿！这地名老挂在人们的嘴上，沙威的耳朵又竖起来了。有一个在教堂里当过杂务的老头，原是个作乞丐打扮的密探，他经常受到那怪人的布施，他还提供了其他一些详细的情况。“那富翁是个性情异常孤僻的人”，“他不到天黑，从不出门”，“不和任何人谈话”，“只偶然和穷人们谈谈”，“并且不让人家和他接近，他经常穿一件非常旧的黄大衣，黄大衣里却兜满了银行钞票，得值好几百万”。这些话着实打动了沙威的好奇心。为了非常近地去把那怪诞的富翁看个清楚又不惊动他，有一天他向那当过教堂杂务的老密探借了他那身烂衣服，去蹲在他每天傍晚一面哼祈祷文一面作侦察工作的地方。

那“可疑的家伙”果然朝这化了装的沙威走来了，并且作了布施。沙威乘机抬头望了一眼，冉阿让惊了一下，以为见了沙威，沙威也同样惊了一下，以为见了冉阿让。

可是当时天色已经黑了，他没有看真切，冉阿让的死也是正式公布过的，沙威心里还有疑问，并且是关系重大的疑问，沙威是个谨慎的人，在还有疑问时是决不动手抓人的。

他远远跟着那人，一直跟到戈尔博老屋，找了那“老奶奶”，向她打听，那并不费多大劲儿。老奶奶证实了那件大衣里确有好几百万，还把上次兑换那张一千法郎钞票的经过也告诉了他。她亲眼看见的！她亲手摸到的！沙威租下了一间屋子。他当天晚上便住在里面。他曾到那神秘的租户的房门口去偷听，希望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但是冉阿让在锁眼里见到了烛光，没有出声，他识破了那密探的阴谋。

第二天，冉阿让准备溜走。但是那枚五法郎银币的落地声被老奶奶听见了，她听到钱响，以为人家要迁走，赶忙通知沙威。冉阿让晚间出去时，沙威正领着两个人在大路旁的树后等着他。

沙威请警署派了助手，但是没有说出他准备逮捕谁。这是他的秘密。他有三种理由需要保密：第一，稍微泄露一点风声，便会惊动冉阿让；其次，冉阿让是个在逃的苦役犯，并且是大家都认为死了的，司法当局在当年曾把他列入“最危险的匪徒”一类，如果能捉到这样一个罪犯，将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劳绩，巴黎警务方面资格老的人员决不会把这类要案交给象沙威那样的新进去办；最后，沙威是个艺术家，他要出奇制胜。他厌恶那种事先早就公开让大家谈到乏味了的胜利。他要暗地里立奇功，再突然揭示。

沙威紧跟着冉阿让，从一棵树眼到另一棵树，从一个街角跟到另一个街角，眼睛不曾离开过他一下。即使是在冉阿让自以为极安全时，沙威的眼睛也始终盯在他身上。

沙威当时为什么不逮捕冉阿让呢？那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必须记住，当时的警察并不是完全能为所欲为的，因为自由的言论还起些约束作用。报纸曾揭发过几件违法的逮捕案，在议会里也引起了责难，以致警署当局有些顾忌。侵犯人身自由是种严重的事。警察不敢犯错误；警署署长责成他们自己负责，犯下错误，便是停职处分。二十种报纸刊出了这样一则简短新闻，试想这在巴黎会引起的后果吧：“昨天，有个慈祥可亲的白发富翁正和他的八岁的孙女一同散步时，被人认作一个在逃的苦役犯而拘禁在警署监狱里！”

再说，除此以外，沙威也还有他自己的顾虑，除了上级的指示，还得加上他自己良心的指示。他确是拿不大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