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理解这个道理之前，在确实证明一切艺术在本质上是依赖从荷马到苏格拉底那些古希腊人之前，我们必须考察一个古希腊人，正如雅典人考察苏格拉底那样。几乎每个时代和文明阶段都也曾一度愤愤不平地竭力摇脱古希腊人的束缚。因为，后世一切独创的，显然独竖一帜的，人所真诚赞美的作品，在希腊作品相形之下，仿佛突然丧失了色彩和生气，萎缩到失败的仿作甚或歪曲的模拟之地步。所以，人们那由衷的愤恨，时不时发泄出来，反对向来胆敢把一切非本国东西都称为“野蛮”的那个傲慢的小民族。我们要追问：希腊人是甚么人物呢？——他们虽则是没有甚么可以夸耀。只有昙花一现的历史光荣，只有贫弱可怜的政治制度，只有实属可疑的风俗优点，甚至还有秽德丑行的污名；可是他们竟敢在其他诸民族中要求才华出众的荣誉和优越地位。可惜我们不幸而不能找到一杯鸠酒，毅然解脱这样的小人之心：因为嫉妒、诽谤、仇恨在我们心中酿成的一切毒液，都不足以消灭他们可以自负的威信：所以，我们在古希腊人面前不免自渐形秽，肃然起敬。除非我们重视一个真理高于一切，而且我们敢于对自己承认这一真理：即，古希腊人象一个御者那样，在手中执着我们的和其它民族的文化之缰索，但是破车驽马毕竟是劣质，而且不配这御者的光荣；——除非我们承认这点，否则谁敢驱破车而临深渊，并以此为乐呢？须知希腊人象阿喀琉斯那样善跳，所以能够一跃而跳过这深渊。

为了授予苏格拉底以这样领导地位的荣誉，那只须认识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物的典型——理论家的典型。我们第二个任务是去洞察这种理论家的意义和目的。象艺术家那样，理论家对于现存事物也感到无限的快慰；象艺术家那样，这种快慰保护他免陷于悲观主义的实践道德观，不致象猫眼那样只在黑暗中闪烁。每当一个真理被揭露之时，艺术家往往以狂喜的目光凝视着在揭露之后还有甚么东西隐藏在幕后；可是理论家一经揭露真理，便沾沾自喜，他的最大快乐在于只靠自己的力量探索而不断成功的揭露之过程。如果科学只崇奉那一位裸体女神，而不顾其他神灵，世间也就不会有科学了。因为，这样一来，科学的信徒们就会觉得自己好象一个人要凿穿大地。谁都知道，即使尽毕生的最大努力，也只能掘入深不可测的大地的皮层，而且后来者的发掘不难就在他眼前填满了他所凿的洞；所以，如果第三者独自选择一个新地点来探凿，那就显得是聪明的做法了。设使现在有人证明了对点是不能用这直接方法达到的，那末，谁还愿意在这旧洞里发掘下去呢，除非他寻得了珍宝，或者发现了自然规律，而还不知满足。因此，最诚实的理论家莱森曾大胆自白，说他关心真理之探索甚于关心真理本身：这一语道破了科学的基本秘密，使得科学界为之震惊，甚或为之愤怒。当然，他这种独到的见解，若不是睥睨群侪，实是过份坦率。不仅如此，它还有一种发人深省的设想。这种设想最先表现在苏格拉底身上，——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认为思维凭借因果律的引线，便可能达到存在之深不可测的渊源，而且思维不但能认识存在，甚且能变革存在。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的设想以直觉授给科学，而且屡屡引导科学达到它的极限，到了这极限，科学就定必突变成艺术：其实这就是只能凭借这种手段才达到的目的。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一思想的光辉下来看苏格拉底，我们便觉得，他是第一个不仅凭这种科学直觉之指导而生，而且尤有甚者，为之而死的人；所以临死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一个借知识与理论超脱死亡恐怖的人物，乃是科学门前的一个标识，它提醒每个人科学的使命，也就是说，科学使生存显得有意义因而是合理的。因此，当然，如果理论有所不递，那就毕竟还须使用神话。我刚才甚至指出：这是必然的结果，是科学的终极目的。

你一旦看清楚：在科学的神秘论者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的派别相继而兴，一浪接一浪，于是一种料想不到广泛的求知欲普及于全知识界，仿佛求知是一切得天独厚的人们的特殊任务，这就把科学引入汪洋大海之中，从此它一去不返。由于求知欲的普及，一个共同的思想之网第一次笼罩着整个世界，而且大有穷究整个太阳系的规律之展望；——如果你看清楚这一切，以及现代科学的高得惊人的金字塔，你就不禁要设想，在苏格拉底身上见到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捩点和漩涡。因为，试想那种普遍倾向所使用的无数力量之总和并不是为知识服务，而是为实践的，也就是说，为个人与民族的利己目的服务。大概，在遍地兵燹和不断移民当中，乐生的本能已经大为削弱，以致自杀成风，个人或许还有劫后残存的责任感，正象非支（Fiji）群岛的蛮族认为子杀其父，友杀其友是一种责任。于是，一种实践的悲观主义可能产生一种残忍的道德观，认为大屠杀是出于怜悯；——况且，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处不论从前和今日都有的，凡是在任何形式的艺术，尤其是宗教艺术和科学艺术还未出现，以治疗或预防这种败德窳风的地方，莫不有之。

针对这种实践的悲观主义而言，苏格拉底是理论上的乐观主义者的原型；他自谓相信万物的本质皆可以洞悉，认为知识与认识具有万应灵丹的能力，而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在苏格拉底式的人们看来，深入万物的秘奥，辨别真知灼见与假象错觉，乃是最高尚的，甚至唯一真正的人类天职。所以，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等手段，就被重视为在一切才能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恻忍之心，自我牺牲，英雄主义，乃至极难达到的“心如止水”，即梦神式希腊人所谓“涵养”的境界；——在苏格拉底以及直至今日赞同他见解的后继者看来，这一切都导源于知识的辩证法，从而是可以传授的。凡是体验过苏格拉底认识论的快感，而觉得这种求知快感不断扩大其范围，势将包万象的人，总会从此感到；最强烈的鼓励乐生的刺激，莫如对一切知识“竭泽而渔，不容漏网”的占有欲。对于有此种抱负的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俨然是一种崭新的“希腊的乐观”和生存的幸福之导师，这种幸福竭力表现于行为上，尤其是表现为对贵族青年所施的“思想助产”①和人格陶冶上，其目的在于促使天才终于诞生。

①苏格拉底以助产术比喻用辩证问答使人明确地认识心中漠然存在的思想和概念，这谓之思想助产。

然而，科学受了强烈的幻想鼓舞，一往无前地奔赴它的极限，于是蕴藏在它理论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那里碰碎了。因为，科学领域的圆周有无数的点，至今尚丝毫不能想象这领域能否彻底测量；所以才德兼备的人，未到人生之中途，便接触到这圆周的边缘，由此看入渺茫的所在。一旦慄然见到理论到了科学的极限便蟠虬乱转，终于咬住自己的尾巴，于是，一种新的认识，悲剧的认识，突起浮上心来，那就需要艺术的保护和救济才能忍受得住。

古希腊人使我们眼界开朗而清新，现在让我们看看周围世界的最高境界。我们目睹苏格拉底所代表的永无厌足的乐观的求知欲，突变为悲剧的听天由命和艺术的自我陶醉；但是这种求知欲在较低的阶段上当然是与艺术为敌，尤其是对酒神悲剧艺术势必深恶痛绝，苏格拉底主义与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对抗可以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