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