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五年，命运意外地为备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复了仇，赐给了他一根俗语所说的老人拐杖。这位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儿的老人在友情中获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亲，社会也只允许他这桩婚姻：他娶了一个男人，这人跟他一样，也是一个老头儿，一位音乐家。

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两个朋友》为题。可是，这岂不是对文学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会回避的亵渎行为？我们的寓言家的那篇杰作，既是他灵魂的自白，也是他梦幻的记录，自然拥有永久占有那个题目的特权。诗人在榜额刻下了《两个朋友》这四个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笔神圣的财产，是一座圣殿，只要印刷术存在，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会虔诚地步入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会前来瞻仰。

邦斯的朋友是位钢琴老师，他的生活及习惯与邦斯的是如此和谐，以致他不禁大发感慨，说与邦斯相见恨晚，因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们才在一家寄宿学校的颁奖仪式上初次谋面。在违抗上帝的意志，发源于人间天堂的人海中，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像的两个生灵。没过多少时间，这两个音乐家便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彼此都很信任，一个星期之内就像两个亲兄弟一般。总之，施穆克简直不相信世上竟还会有一个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还会有一个施穆克。

对这两个老实人，这番描述恐怕已经足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欣赏简明扼要的概括。对那些不肯轻信的人们，实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说明。

这位钢琴家，像所有钢琴家一样，也是一个德国人，如伟大的李斯特和伟大的门德尔松是德国人，施泰贝尔特是德国人，莫扎特和杜塞克是德国人，迈耶是德国人，德勒是德国人，塔尔贝格是德国人，德赖肖克，希勒，利奥波德梅耶，克拉默，齐默尔曼和卡尔克//布雷纳是德国人，又如赫尔兹，沃埃兹，卡尔，沃尔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维克，这一个个也都是德国人一样。施穆克虽说是个大作曲家，但是，一个天才要在音乐上有不凡表现，必须要有胆略，而他的脾性却与这种胆气相斥，所以，他只能当一个演奏家。

许多德国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时便就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纪，他们身上还剩有几分天真的话，那么就像人们从河渠中引水一样，那几分天真准是从他们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们总是利用这点天真，消除人们对他们的疑惑，为他们在科学、艺术或金钱等各方面获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国，某些狡猾的家伙则以巴黎市侩的愚笨来取代德国人的这种天真。可是，施穆克则完全保留了儿时的天真，就像邦斯无意中在身上保存下了帝政时代的遗迹。这位真正的德国贵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他演奏音乐让自己欣赏。他住在巴黎，就像一只夜莺栖在林中，二十年来一直是独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发现了另一个他。

邦斯和施穆克一样，他们的内心和天性中都有着德国人表现特别明显的那种神经兮兮的孩子气，比如特别爱花，爱自然效果，迷到把一只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园里，把眼前的风景微缩成小小的景观来欣赏；又如那种凡事都要探个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个日耳曼学者不惜绑着护腿套，跋涉数百里，去查寻一个事实，可那个事实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当傻瓜讥笑；还如他们对任何微不足道的创造都非要赋予精神意义，因而产生了让—保尔里克特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制成册的胡话，以及德国围绕那些再也简单不过的问题用书修筑的护栏，那些简简单单的问题被钻成不可测知的深渊，可那底下，准是个德国人在作怪。

他们俩都是天主教徒，两人一起去望弥撒，履行宗教义务，而且都和孩子一样，从来没有什么要向忏悔师说的。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音乐这一天国语言之于思想与感情，就像思想与感情之于说话，他们因此而以音乐进行相互交流，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不尽的交谈，就像恋人那样，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满信念的。

施穆克有多么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么专注留神。如果说邦斯是个收藏家，那么施穆克就是梦幻家；后者钻研精神之美，前者则抢救物质之美。邦斯细细打量着一只瓷杯想要购买，施穆克则动手擤起鼻涕，想着罗西尼、贝利尼、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动机，在感情的世界里寻找何处有可能是这一乐句的本源或重复。施穆克操理钱财总是那么漫不经心，而邦斯则因嗜癖染身而大肆挥霍，最终两人都落得个同样的结局：每年的最后一天，钱袋里总是空无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