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城市，比如说东卢昂，在码头上，剧场附近，于是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从村公所一直走到教堂，面带忧色地等待顾客。只要包法利夫人张眼一望，就看得见的歪戴着希腊便帽，穿着斜纹呢上衣，像一个卫兵在站岗放哨似的。

下午，她有时看到一个人的头出现在房间的窗格玻璃外边，脸上饱经风霜，黑色络腮胡子，慢慢地张开大嘴微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齿。于是，华尔兹舞立刻开始了，在手风琴上的一个小客厅里，一些只有手指那么大的舞俑就跳起舞来，女人裹着玫瑰头巾，山里人穿着短上衣，猴子穿着黑礼服，男子穿着短裤，在长短沙发、桌几之间，转来转去，角上贴着长条金纸的镜片照出了他们的舞姿。那个人摇动手风琴的曲柄，左右张望，看看窗户。他时不时地朝着界石吐出一口拉得很长的黄色浓痰，同时因为手风琴的硬皮带挂在肩上很累，总得用膝盖去顶住风琴匣子，匣子是用一个阿拉伯式的铜钩吊住的，上面盖了一块玫瑰色的塔夫绸幕布，里面传出了嘈杂的音乐，有时声音忧伤，拖拖拉拉，有时兴高采烈，音调急促。这些曲调是在舞台上演奏的，在客厅里歌唱的，在吊灯下伴舞的，这些外部世界的回声都传到艾玛耳朵里来了。没完没了、狂跳乱舞的音乐在她的头脑里高低起伏；就像印度寺院的舞蹈女郎在花朵铺成的地毯上跳舞一样，她的思想也随着音乐跳跃，左右摇摆，从梦里来，到梦里去，旧恨才下眉头，新愁又上心头。当那个摇手风琴的人收起他帽子里得到的施舍之后，就拉下一块蓝色的，旧呢料，蒙在手风琴上，再把它杠在背后，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开。她的眼睛也跟着他走开了。

但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划着一道道条纹。现在，她对家务事也听之任之，当她的婆婆到托特来过四旬斋节的时候，看到这种变化，觉得非常惊讶。的确，媳妇从前那样讲究挑剔，现在却整天懒得梳妆打扮，穿的是灰色棉布袜，夜里点的是有臭味的土蜡烛。她再三说，他们不是有钱人家，不得不省吃俭用，还说她很满足，很快活，很喜欢托特，以及其他新的老调，来堵婆婆的嘴。再说，艾玛似乎并不打算听婆婆的劝告。有一回，包法利老夫人居然谈到主人应该管佣人的宗教生活，艾玛的回答只是生气地看了她一眼，冷冷地笑了一声，吓得老太婆再也不敢多管闲事了。

艾玛变得越来越难伺候，反复无常。她自己点了几样菜，却一点也不吃，一天只喝新鲜牛奶，第二天却只要几杯粗茶，她常常说了不出去，就不出门，但又闷得要死，只好打开窗户，却又只穿一件薄薄的衣衫。在她骂过女佣人之后，总是送点东西赔礼，或者放她的假，让她去隔壁消消气，就像她有时候也会把口袋里的银币都施舍给穷人一样，虽然她并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容易同情别人。只不过是像大多数乡下人一样，灵魂深处还有父辈手上的老茧而已。

到二月底，卢奥老爹为了纪念他痊愈一周年，亲自给女婿送来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母火鸡，在托特住了三天。夏尔要看病人，只有艾玛和他作伴。他在卧房里抽烟，往壁炉架上吐痰，谈的只是庄稼、牛羊、鸡鸭，还有乡镇议会；等他一走，她把大门一关，松了一口气，连她自己也觉得意外。再说，要是她瞧不起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看不上眼，她也并不隐瞒，有时她还喜欢发表奇谈怪论，别人说好的她偏说坏，伤风败俗的事，她却津津乐道，她的丈夫听得睁大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