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论崇高》913。

《奥德赛》一词不差地沿用了《伊利亚特》中的某些用语。“阿特柔斯之子，最高贵的王者，全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是两部史诗里通用的对阿伽门农的称谓（《伊利亚特》2434，《奥德赛》11397）；而像在《伊利亚特》里一样，阿伽门农对俄底修斯的回复亦是：莱耳忒斯之子，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奥德赛》11405）。在两部史诗里，英雄都是“神一样的”，孩子都是“年幼无知的”，妇女总是“束腰紧身的”（或束腰秀美的），话语是“长了翅膀的”，枪矛是“投影森长的”，大海常是“酒蓝色的”。即使是伊萨卡的百姓，根本没有武装，也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奥德赛》272，20146），仿佛他们是《伊利亚特》中的武士。对固定词语的套用，使欧迈俄斯也成了“军队的首领”或“民众的首领”（orchamos andron），虽然他只是个猪倌，或者说“牧猪的头儿”。此外，两部史诗中共用的诗行很多，至于共用的片语和词组等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这一点也表明了两部史诗极其旁近的“门户”或“亲缘”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为荷马的作品。鉴于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我们似乎亦可以作出如下设想，即认为《伊利亚特》是由荷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奥德赛》则是他的某个或某几个以唱诗为业的后人（Homeridae，“荷马的儿子们”）根据荷马传给他们的说诵和该诗的基本格局整理补删，最后基本定型的作品。

应该看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有自己的主题，前者描述“集团军”的拼杀，后者描述一个人的回归；前者讲述阿开亚联军对敌战斗，后者讲述一个阿开亚人对大群阿开亚人（求婚者）的进击。主题的不同决定了情节的不同，情节的不同决定了场境的不同，而场境的不同又部分地决定了解决方式的不同和所用词语、句式和作品风格的不同。所以，荷马史诗中的问题并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协调之处”或diaphonai。再者，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或出入，可能不是出于作者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作者应该为之负责的问题。我们知道，荷马是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从前人那里接过了丰厚的“遗产”，包括“遗产”中的问题，比如某些不一致的称谓，某些矛盾的、但却已基本定型的、广为人知的提法等。此外，我们亦不应忘记荷马生活在一个口诵的时代。对一位古时的口诵诗人，我们不能套用对现代文字工作者的标准；对于他，某些失误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避免的可能。

关于荷马史诗中的地理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