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舍得把已经开办的事情……已经花了那么多气力的事情……全部抛弃的话,我真愿意把一切抛弃,卖掉,然后像尼古拉伊万内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爱莲娜》去。”
地主说,一丝愉快的微笑使他的精明的老脸容光焕发了。
“但是您看,您还没有把它抛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可见其中一定有好处。”
“唯一的好处是我住着自己的房子,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希望农民会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说起来您真不会相信——只有酗酒、淫乱!他们尽在把他们小块的土地重新分来分去,没有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牛的影子。农民在饿死,但是去请他做雇工吧,他会竭力跟您捣乱,结果还到调解法官面前去告您。”
“但是您也可以到调解法官那里去控告呀,”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去控告?我才不干呢!那只会惹出许多是非,叫人后悔莫及。譬[pì]如,在工厂里,他们预支了工钱,就逃走了。调解法官拿他们怎么办?还不是宣告他们无罪。只有地方裁判所和村长维持着一切。他们按旧式方法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那就只有抛弃一切!逃到天涯海角去的一法了!”
很明显的,地主是在嘲弄斯维亚日斯基,但是斯维亚日斯基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是您看,我们管理我们的土地并没有用这种办法,”他微笑着说,“列文,我,还有他。”
他指着另外那个地主。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事业在进展,但是问问他是怎样个情形吧?您说那是合理的方式吗?”地主说,显然是在炫耀“合理的”这个字眼。
“我的经营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谢上帝。我的经营方式就是准备好秋天纳税的款子。农民们跑到我面前来说:‘亲爷爷,好主人,帮助帮助我们吧!’哦,农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可怜他们。所以,我替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说道:‘记着,孩子们,我帮助了你们,当我需要的时候,你们得帮助我——不管是种燕麦的时候,或是割草的时候,或是收获的时候,’就这样,我们讲好每一家纳税人干多少活——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不可靠的人,这是真的。”
早已熟悉了这种家长式方法的列文,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留着灰色胡髭的地主。
“那么您以为怎样?”他问,“现在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呢?”
“哦,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一样经营: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者平分收获物或者收租金;可以这样做——不过就是这种方法使国家的总财富受到损失。用农奴的劳动和良好的管理可以产生九分收成的土地,用收获平分制就只会有三分。
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用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列文,而且甚至对他使了一个轻微的讥讽的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是可笑的,他对于他的话,比对于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灰色胡髭的地主继续说了许多话,为的要指出俄国是怎样被农奴解放毁了,这些话他甚至觉得非常正确,在他听来是很新颖的,而且是不可争辩的。这位地主无疑地说出了他个人的思想,——这是难得的事情,这种思想,并不是由于他想要替什么也不想的脑筋找点事干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在他村居的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过,而且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问题在于,您知道,一切的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他说,显然想要表示他并不是没有教养的。“试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吧。试看欧洲的历史吧。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这样——比方马铃薯,就是强制地移植到我国来的。木犁也不是从来就使用的。这也许是在封建时代输入的,但是这大概也是强制输入的。现在,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时代,在我们的农业上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改良设备:烘干机、打谷机、运肥机和一切农具——一切都是运用我们的权力输入的,农民们最初反对,后来就模仿我们。现在因为废除了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已经提到高水平的农业,不得不倒退到一种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