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

“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吧！”她说；然后回到寝室，她在她刚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原来的地方坐下，紧握着她那瘦得戒指都要滑下来的两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重温着全部的谈话。“他走了！但是他到底怎样和她断绝关系的？”她想。

“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怎么不问他！不，不，和解是没有可能了。即使我们仍旧住在一所屋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别的意义重复着那个在她听来是那么可怕的字眼。“我多么爱他呀！我的天啊，我多么爱他呀！……我多么爱他呀！而且我现在不是还爱他吗？我不是比以前更爱他了吗？最可怕的是……”她开始想，但是没有想完，因为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从门口伸进头来了。

“让我去叫我的兄弟来吧，”她说，“他总可以做做饭；要不然，又会像昨天一样，到六点钟孩子们还没有饭吃。”

“好的，我马上就来料理。你派人去取新鲜牛奶了吗？”

于是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就投身在日常的事务里，把她的忧愁暂时淹没在这些事务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