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龙斯基的生活是特别幸福的，因为他有一套明确规定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的准则。这套准则包括的范围很有限，但是定下的准则却是无可置疑的，而弗龙斯基从来没有越出范围一步，在做他所该做的事上从来不曾有过片刻的踌躇。这些准则明确地规定：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款；决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决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决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对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弗龙斯基在他遵守这些准则的时候，就感觉得心安理得，可以昂起头来。直到最近，涉及到他和安娜的关系，弗龙斯基这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准则并没有包罗万象，而且预见到将来他会有找不着指导原则的困难和迷惑。

他现在对安娜和对她丈夫的态度在他看来是简单明了的。这清楚正确地规定在指导他行动的那套准则里。

她是一个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他的品行端正的女人，而他也爱她，所以在他眼中看来她是一个应受到与合法的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的女人。他如果让自己用言语、用暗示侮辱了她，或甚至没有对她表示出一个女人所能企望的那样多的尊敬的话，他是宁愿先把自己的手砍断的。

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大家可能知道，也可能猜疑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人敢说出来。要是有人敢说的话，他就准备使那多嘴的人闭口，而且使他尊重他所爱的女人的不复存在的名誉。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最是明确不过。从安娜爱上弗龙斯基那一瞬间起，他就把他对于她的权利看成了不可剥夺的。她丈夫不过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罢了。无疑地，他是处在可怜的境地，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丈夫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手里拿了枪要求决斗，而弗龙斯基从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这一着的。

但是最近，新的内在的关系在他和她之间发生了，那种关系的捉摸不定使弗龙斯基惊讶了。到昨天她才告诉他她有孕了。他感觉到这个消息以及她对他的期望要求一种什么东西，那在他一直用来指导他的生活的那套准则里是没有规定下来的。他真个遭到了意外的袭击，在她把她的情况告诉他的最初一瞬间，激情指点他要求她离开丈夫。他那样说了，但是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设法避免那样做的好；同时，当他暗自这么说的时候，他害怕那样做也许不对。

“我要是叫她离开她丈夫，那就等于教她和我结合在一起。我做好那样的准备了吗？现在我一个钱都没有，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即令我能够设法……但是目前我正在服军役，我怎么能带她走呢？如果我说了那种话——我就应当有所准备，就是说，我应当筹一笔钱，离开军队。”

他沉思起来。要不要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外一个隐蔽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几乎是主要的、纵然深深地埋藏在他心里的生活兴味上去了。

功名心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旧的梦想，这梦想他连对自己都没有承认过，但却是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恋爱对垒交锋了。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第一步是很成功的，但是两年之前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急于要表示他的独立性和上进心，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一个位置，希望这样能抬高身价；但是结果证明他是太鲁莽了，这么一来，人家就把他的升迁的要求置之脑后了。他既已无可奈何地采取了一个独立人的立场，他就用极大的聪明机敏应付过去，表现得好像他对谁也不抱怨，丝毫也不觉得受了委屈，只愿一个人安安静静，这样就已经很快乐了的样子。实际上早在去年他到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不快乐了。他感到一个本来有所作为，却一事无成的男子的独立立场已经开始变得乏味了，许多人开始觉得他除了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以外实在是无所作为的了。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给了他一种新的魔力，暂时镇住了咬啮着他的功名心的蠕虫，但是一星期前那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他幼年时代的朋友，一个属于同一社会圈子的人，他的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和他一同毕业，在学科上、在体育上、在恶作剧和功名的梦想上都是他的竞争者的谢尔普霍夫斯科伊，不多几天以前从中亚细亚回来了，他在那里连升了两级，获得了一枚不轻易授与像他这样年轻的将军的勋章。

他一到彼得堡，人们就把他当作第一等的新星谈论着。他和弗龙斯基同学又同年，现在已做了将军，正等待着一个可以影响政局的任命；而弗龙斯基呢，虽然倜傥不羁，又被一个绝色女人爱着，到底不过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罢了。

“自然我不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而且也决不会羡慕他；但是他的升迁却提醒了我，人只要等待时机，像我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三年前他也和我处在一样的地位。假如我退伍，那就是破釜沉舟。假如我仍旧留在军队里，那我就什么都没有损失。她自己也说过她不愿意改变她的处境。有了她的爱情，我是不能羡慕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于是慢慢地捻着胡髭，他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他的眼睛特别闪闪有光，他感到一种坚决、镇静和愉快的心情，那是每当他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常常感到的心情。一切都清楚明白，就像以前每次清理之后一样。他刮了胡髭，洗了个冷水浴，就穿起衣服，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