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安娜不同，列文可以说是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家庭的幸福。然而，良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在自己富裕同人民贫困对比下，他深深抱有负罪感。只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忏悔贵族，他积极探索同人民接近的道路，并探索通过“不流血的革命”以达到与农民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他转而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从社会经济的探索转向思想和道德的探索，要在各种哲学和宗教中寻求答案，却毫无所获。失望之余，他甚至要以自杀来解脱，最后从宗法制农民那里得到启示：要“为灵魂而活着”。他的不安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归宿，但这归宿纯然是空想，无助于实际矛盾的解决，只不过是心灵悲剧的麻醉剂罢了。清醒的现实主义使作者在这里把小说煞住。如果情节再朝前进展，人物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心灵的悲剧必定照旧在他面前展开。

与这两位主人公相联系的、亦即在他们这两条线索上的一些次要的人物，是伴随着他们出场并围绕他们而活动的。与安娜—卡列宁和安娜—弗龙斯基相联系的，主要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和军界的某些贵族；与列文相联系的，主要是外省贵族、地主、农民以及个别商人。一般说来，安娜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道德伦理问题，列文这条线索上的人物大多涉及社会经济问题。当然，两者间有时也相互交叉。这些人物决不仅是两位主人公的陪衬或对照物，而且常常居于前景，在情节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赖有他们，作品才得以超出家庭关系的范围，突破家庭小说的框架，成为作者所说的“内容广泛的、自由的小说”，从而成为广泛反映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史诗性杰作。

就艺术来说，《安娜卡列宁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它的融合无间、互相呼应的两条线索的结构，继《战争与和平》之后，又一次成为“背离欧洲形式”、找到“新的框架”的不世之作。再则这部小说的每一场面、每一插曲、每一画面，一般不只是“背景”或偶然的“布景”，而是整体的有机部分，这也显示出结构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书中的人物性格，大都于典型性中见个性。但这么说未免简单了些。不仅奥布隆斯基、弗龙斯基、卡列宁等形象丰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就连寥寥几笔画成的插曲式人物，如一系列贵族、地主，彼得堡社交界的妇女，无不各具特色，历历在目；更不用说复杂、矛盾而又完整的安娜了。安娜这个形象在世界文学中，即使不说无与伦比，恐怕也罕有畴匹。这些人物虽是精雕细琢，但不像工笔画那样带有匠气。作者使用“积累的方法”，并非机械地凭借一次又一次的叙述，而是通过直接观察者的眼光或感受来描写。例如安娜，她先后在达里娅、弗龙斯基、基蒂、卡列宁、列文以及米哈伊罗夫等人心目中，分别呈现自己的一个侧面，正是这些不同的侧面“积累”成一个立体的、以至多角度的形象。同时，这些直接观察者由主观的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不同侧面，何者符合真实，由于作者不置一词，给读者留下广阔想象的余地，又给这个形象蒙上了一层迷雾，客观上增添了它的复杂性。托尔斯泰还从进展中刻画性格。不过，奥布隆斯基和列文等是固有品质的逐渐展示，安娜和弗龙斯基的性格则是发展和变化的。

《安娜卡列宁娜》是完全意义上的心理小说。不仅人物的内心生活描写充分，就是人物间的冲突也大都是心理上的，或是通过心理来表现的，因此全书心理描写的密度很大。虽则一般使用传统手法，即作者间接叙述或由人物的语言、动作或表情等直接表现，但笔墨十分细腻。例如总是在动态中写心理过程，一般是展示过程中的每一环节或每一横断面，把人物内心的每一颤动显现出来。这些过程一般不是直线式的，而其曲折反复也不是循环，而是螺旋形的进展，因此令人感到的不是繁复累赘，而是步步深入。而在不少场合，人物心理还是前后截然相反的，借用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术语来说，是“对话”式的。这种“对话”有时表现于较长的心理过程的始与终，是逐渐变化的结果；有时则是突然转折。前者如达里娅去探望安娜的那一插曲，后者如科兹内雪夫向瓦莲卡的求爱。但无论是渐进或是突变，都符合人物的性格或心理的规律。有时也进入半下意识的领域，如安娜从莫斯科回彼得堡的车上的那种迷离恍惚的心态。而在一些属于传统手法的内心独白中也有所创新。奥布隆斯基在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晚会上那段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人物头脑处于半睡眠的消极状态的凌乱的意识之流。特别是安娜在自杀前驱车经过街上时的心理活动：街上瞬息变换的各种外在印象不断引起她的自由联想，她不断由一种感触或回忆蓦地跳到另一种感触和回忆，她强烈激动、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作者是如此巧妙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的跳跃性，省略了许多不必要的环节和焊接点，使得人物的思路迅速转换而又十分自然，各种思绪断断续续，此起彼伏，互不连贯而又不凌乱无序。这可以说是文学中的意识流的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