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为这个名词大伤了脑筋之后，我的心踏实了许多，而且由于这位阿底拉，我跟药剂师戈利特贝格接近起来了。

这个人能够很通俗地解释一切难懂的名词。他有一把开启一切知识之锁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头把眼镜正一正，从厚玻璃片中盯住我的眼睛，好象拿一些小钉子钉进我的脑门一般，对我说：“好朋友，一个名词好象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我常常到那药房里去，为那些害慢性“烧心”病的大人们买苏打粉和苦土，为孩子们买月桂软膏和泻药，我就顺便去找他。他的简短的教导，使我对于书籍的态度更加端正了。

不知不觉地我对书籍好象一个酒徒对酒一般，变成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刺激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象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我从图片的说明上知道了布拉格、伦敦、巴黎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并没有坑洼和垃圾堆，有的只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房子和教堂也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既没有人必须在屋子里过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醃蘑菇、燕麦面片、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过大斋日不准看书，《绘画论坛》被他们收起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迫到我的身上来了。现在把这种生活和书中见过的来比较，更觉得它的贫乏和畸形。一有书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振作，干活也干得利索，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些把活干完了，就可以多剩一点时间来看书。但书被没收了之后，我便变得百无聊赖、懒洋洋的了，害上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健忘症。

记得正是这种无聊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正要睡觉，忽然传来嗡嗡的教堂的钟声。家里的人都被惊起来了，半裸着的人们跳到窗子边互相问道：“失火了吗？……是打警钟吧？”

别的房子里，也都在忙乱，门户砰砰碰碰地响。有人牵着套好了的马在院子里跑。老婆子大声嚷，说教堂里失了盗。

主人竭力阻止她：

“够了，妈……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托从床上爬下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嘴里嘀咕：“我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

主人叫我跑上阁楼去望有没有火光。我跑上楼去，从天窗爬到屋顶上，望不见火光。在寂静的寒冷的夜气中，钟声慢吞吞地接连地响着，街市睡梦惺忪的横躺在大地上。一些瞧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雪地吱喳作响地跑过去，雪橇的滑板吱吱地叫。钟声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地响着。我回到起居室里说：“望不见火光呀。”

“呸，真是的。”穿着外套，戴上帽子的主人说着，把大领子拉上，又开始迟疑不决地把两脚伸进套鞋。主妇劝他：“别出去，喂，别出去……”“少废话。”

维克托也穿好了衣服，挑逗着大家：

“我可知道……”

两兄弟走到大街上去了，女人们吩咐我烧茶炊，自己又跑到窗子口去望。可是，主人几乎马上就回来了，在外边拉门铃。他从楼梯跑上来，一声也没吭，把前室的门打开，粗声说：“沙皇给人暗杀了。”

“杀死了。”老婆子叫了一声。

“死了。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门铃又响了，维克托回来了，他无精打采地脱着衣服，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当是打仗呢。”

后来，大家坐下喝茶，而且慢吞吞地，可是压低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谈起来。街上已经静下来，钟也不响了。他们整整两天，悄悄地小声议论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而且也有客人到这儿来过，详细地说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却把报纸收起来不让我看。我便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人暗杀了？他低声说：“这种事不准乱说……”这事情很快就被忘记，日常的琐事分去了我的心，而且过了不多几时，我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有一个星期日，主人们一早出去做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收拾屋子去了。这时候，那个最大的孩子跑到厨房里来，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拿到桌子底下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起居室里，就听见茶炊的响声很怪，跑到厨房里一瞧，啊哟，不得了，整个铜茶炊都变青了，在颠动，好象马上就会从地板上飞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