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我父亲吃烤面包干尤其恼火。她确信，我父亲是在摆主人的架子，是为了“随意差遣”她。“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事，”年轻的听差随声附和道，好象他无所不知，有千年的阅历，对世界各国，对它们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好象跑遍世界，也找不到烤面包干这个习惯。“是的，是的，”膳食总管喃喃地说。“不过，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加拿大工人可能罢工了。有天晚上，部长对我们家先生说，为这事他拿到十万法郎呢。”膳食总管对部长毫无责备之意。倒不是因为他自己为人正直，而是他认为从政的人没有一个不腐败。他觉得，贪污罪还不如最轻的盗窃罪严重。他也不问问自己，这句颇有分量的话会不会听错了，由罪犯亲口告诉我父亲，而我父亲却没有把他撵出门去，这合不合情理。但是，贡布雷的哲学束缚了弗朗索瓦丝的手脚，她不可能希望加拿大的罢工对烤面包干的习惯产生影响。她说：“只要世界还是世界，你们瞧好了，总有主人把我们使唤得团团转，也总有仆人随心所欲，自行其事。”弗朗索瓦丝说是忙得团团转，可是，我母亲唠叨已有一刻钟了：“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在饭桌上呆了两个多小时了。”大概我母亲用来测定他们用饭时间的单位和弗朗索瓦丝的不一样。她犹犹豫豫地摇了三、四回铃。弗朗索瓦丝、她的听差和膳食总管听到铃声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没想去应差，而是把它当作乐器定弦时发出的头几个音，音乐会即将重新开始，幕间休息只剩几分钟了。因此，当铃声不断重复，而且越来越坚决时，我们的仆人这才留意，他们看到时间不多了，又要开始干活了。当又一声“丁铃”响起，而且比前面的几声更响，他们这才叹口气，各自下了决心，听差去门口抽烟，弗朗索瓦丝上她的七楼整理衣物，膳食总管到我的房间找信纸，迅速地写了封私信发走了。

尽管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神气傲慢，不可一世，可是不几天，弗朗索瓦丝便打听清楚，并告诉我说，盖尔芒特家不是根据什么古老的权利，而是根据不久前签订的一项租约住进这座公馆的。公馆的花园——那地方我还没有去过——跟所有邻接房屋的花园一样，小得可怜。我终于探听到，在盖尔芒特府，看不见领主的绞架，防卫的风车，逃命的暗门，支柱上的鸽舍；公用的烘炉，带甬道的谷仓，小型的城堡，桥梁、吊桥、或便桥，收过桥税的人；钟楼的尖顶，刻在墙上的宪章或用作路标的石堆。记得当巴尔贝克海滩在我眼里失去昔日的神秘，变成地球浩瀚咸水的一个部分，可以同随便哪个咸水域互换的时候，埃尔斯蒂尔曾对我说，这是惠斯勒①画笔下的乳白色的海湾，银蓝两色协调有致，他这句话使巴尔贝克海滩陡然恢复了个性。与此相仿，一天，正当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看到它最后一幢住宅在弗朗索瓦丝的猛烈打击下就要坍塌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谈起了公爵夫人，对我们说：“她在圣日耳曼区享有最高的地位，她在圣日耳曼区有第一流的房子。”诚然，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第一流的房子，同我前后梦见过的他们的住所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是，这幢房子——也许是最后一幢了——尽管简陋异常，仍不失其价值，它超越自身的物质，成了一种秘密的区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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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油画家和版画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线条与色彩的和谐。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上午步行，下午坐车出门的时候，我在她身上总找不到她的名字的奥秘，因此，我必须到她的“沙龙”里，在她的朋友中去寻找。诚然，从前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就以光辉灿烂的化身出现在我面前，代替了我那破灭的梦幻，盖尔芒特姓氏的绚丽色彩以及维福纳河畔下午的斑斓阳光，照不透她的脸颊，她宛若天神或仙女下凡变成的天鹅或垂柳，臣服于大自然的法则，在水中滑翔或随风摇曳。然而，我刚离开她，那些已经消逝的映象，立即又在把它们捣碎的船桨后面复现，宛若残阳玫瑰色和绿色的倒映。这时，在我孤独的思想中，名字很快就占据了面孔的地位。可是现有，我经常看见她，在她居室的窗口，在院子里，在街上；即使我不能将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和她合为一体，想象不出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但至少我可以怪我的思想没有能力，不能把我要求它做的事情做到底。但是她，我的邻居，似乎也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更有甚者，她做了错事还若无其事，不象我那样忐忑不宁，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穿着新颖别致的衣裙，显示出对时髦的追求，似乎她确信自己和别的女人没有两样，渴望把自己打扮得优美雅致，可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同她平分秋色，甚至可以略胜她一筹。我曾看见她在街上，盯着一个穿戴入时的女演员瞧个不停，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早晨，在她步行出门前（仿佛行人的评价是对她的裁判，当她不拘礼节地把她神秘莫测的生活向他们展示时，她的高雅仿佛能衬托出他们的粗野），我可以远远地看见她对镜梳妆，就象将要在一出宫廷喜剧中扮演女仆的王后，满怀信心地，诚心诚意地，狂热而自尊地，心烦意乱地扮演着与她的身分极不相称的风雅女人的角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高贵出身，她瞧一瞧短面纱是否拉直，把袖管上的皱折抚抚平，把大衣整一整，象天神变成的天鹅，做着它那一类动物的种种动作，两只化了装的眼睛守在嘴喙两旁，她忽然向前抓住门把或雨伞，完全是天鹅的动作，忘记了自己是天神，而不是天鹅。但是，正如一个游客到了一个城市，对它的外貌大失所望，这时，他会安慰自己说，不妨进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市民，光顾一下图书馆，也许会深刻地感受它的魅力；我也象这位游客，对我自己说，如果我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作过客，如果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如果我深入到她的生活中去，我肯定会了解到，在她光彩夺目的橙色躯壳下她的名字对于别人包含着怎样真实而客观的内容。因为我父亲的那位朋友说过，盖尔芒特家的环境在圣日耳曼区可称得上与众不同。

我想象中的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与常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我觉得它应该别具一格，因此，我不能设想，在公爵夫人的晚宴上，会出现我从前经常来往的那号人，一些真实的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在那里只会吐出一些平淡无奇的我听惯了的言语；他们的交谈者必须屈尊俯就，用他们这号人的语言同他们交谈。怎能设想，在圣日耳曼区这个第一流的沙龙里，有天晚上会出现我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刻呢？确实，我的脑子不管用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在圣饼上显灵时对我来说够神秘莫测的了，可是比起右岸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一清早，我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拍打家具的声音。但是，那条把我同圣日耳曼区隔离的分界线，尽管是想象出来的，对我却因此而更加真实；我确确实实地感到，横在赤首线那边的盖尔芒特家的那张草垫就已经是圣日耳曼区了。一天，他们家的门敞开着，我母亲也远远地看见了这张草垫，她竟说它太旧了。此外，他们的餐厅和摆着红长毛绒家具的光线暗淡的走廊（我从我们家厨房的窗口有时能看见），又怎能不使我相信它们具有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是这个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在这个区里呢？因为在这间餐厅里受到接待，无异于去了一趟圣日耳曼区，呼吸了它的空气；因为就餐前挨着德盖尔芒特夫人坐在长沙发上的都是圣日耳曼区的常客。当然，在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地方，在有些晚宴上，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这样的人，混迹于一群俗不可耐的风雅人中间，显得举止庄严，他们不过是些名字，当我们力图想象他们的模样，他们时而象一场比赛，时而象一片公有森林。但在这里，在圣日耳曼第一流的沙龙里，在昏暗的走廊里，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他们是由珍贵的材料做成的支撑着教堂的柱子。即使是小型聚会，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只能在他们之间挑选她的宾客，十二个人围坐在铺着桌布、摆满佳肴的桌子上欢宴，宛若圣堂①圣桌前的耶稣十二信徒的金塑像，行祝圣礼的象征性的支柱。至于那伸展在公馆后面，高墙中间的小花园，夏天，晚宴结束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命人在那里摆上利口酒和橙子水，对此，我禁不住会想，晚间九点至十一点，坐在花园的铁椅子上——铁椅子也具有皮长沙发的神奇威力，怎能不同时呼吸圣日耳曼区特有的和风，正如在菲吉格绿洲②睡午觉怎能不置身于非洲？唯有想象和信仰才能区分其他一些物和人，才能创造一种气氛。唉！圣日耳曼区绚丽多彩的景色，高低起伏的天然地势，具有地方色彩的古玩，艺术珍品，大概我一辈子都无缘涉足于它们中间了。我只要能远远地望见那张破旧的草垫，就象航海人在大海上远远望见岸上清真寺的尖塔，第一棵棕榈树，异国情调的工厂烟囱和植物，即使永远不能接近，我也心满意足了，喜不自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