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德夏吕斯先生当亲德派还有更加特殊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他作为社交界人士,曾长期生活在社交界人士、令人尊敬的人们和重视荣誉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决不会同一个坏蛋握手:他知道他们敏感而又冷酷,知道他们把一个男人赶出一个圈子或者拒绝和一个男人决斗时,对他的眼泪会无动于衷,即使他们这种“道德上干净”的行动会使害群之马的母亲死去也在所不惜。虽然他十分欣赏英国,欣赏英国参战的美妙方式,他仍然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个无可指摘、不会撒谎、不让小麦和牛奶运入德国的英国,有点象由重视荣誉的人、公认的证人和决斗中的裁判组成的民族;同时他又知道,一些有恶习的人,一些坏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可能更好些,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人比作德国人,靠欺骗和诡计不能预见到一颗善良的心,而德国人看来也没有表现出这种善心。
德夏吕斯先生的亲德还有最后一个特点:通过一种十分奇怪的反应,他亲德的原因是他的“夏吕斯主义”。他认为德国人十分丑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同他的血缘有点过于接近;他狂热地迷恋摩洛哥人,但特别迷恋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看作菲迪阿斯①的活雕象。然而,他身上的乐趣带有某种残酷的想法,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想法的全部力量:他喜欢的男人在他看来犹如美妙的刽子手。他要是表示反对德国人,就会感到自己采取了一种只有在肉体上得到快感时才会采取的行动,就是说违背他可怜的本性,也就是为了让恶引诱和压倒贞洁的丑陋而充满激情。在谋杀拉斯普丁②时仍是如此,人们看到谋发杀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夜宵中,俄国色彩的印记又这么深,感到十分意外(如果公众了解到所有这些事情中德夏吕斯先生知道得十分清楚的细节,这种印象还会深刻得多),因为生活使我们非常失望,使我们最终认为,文学同生活毫无关系,并使我们极其惊讶地看到,书藉向我们指出的那些珍贵思想,无偿而又自然地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损坏的危险,例如一顿夜宵、一次谋杀这类俄国事件,有着某种俄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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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菲迪阿斯(活动时期约公元前490—前430),希腊雅典雕刻家,成名作是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象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象,是理想主义的古典风格的创始人。
②拉斯普丁(1864F1865—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以具有治病的非凡本领闻名,1916年12月底,他在尤苏波夫亲王家吃子夜茶时被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