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门的内哥罗是南斯拉夫南部的联邦共和国，也是南斯拉夫最小的共和国。

②红色无沿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激进分子的服饰。

我一面这样回忆圣卢的来访，一面走着，绕了个过于长的弯路，几乎走到残老军人院桥边。灯光（因哥达式轰炸机）相当稀少，点亮的时间也有点过早，因为“时间的改变”进行得有点过早，而当时天还黑得相当快，这种改变在整个气候宜人的季节都保持不变（犹如暖气设备从某个日期起开启和关闭一样）；在夜晚灯光照亮的城市上空，在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这个天空不知道有夏令时间和冬令时间的区别，也不愿知道八点半已经变成九点半，在这近于蓝色的天空的整整一部分中，还仍然有点亮光。在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俯视的那部分城区中，天空都呈现为青绿色的辽阔海洋，退潮的海水已经使黑色的岩礁露出一条淡淡的线条，也许只是渔夫撒下的张张渔网，排列成一条直线，实际上这些是小片云彩。此刻是青绿色的云海，在不知不觉中席卷了参加地上巨大革命的人们，人们在地上相当疯狂，继续进行着他们那些革命和他们那些徒劳无益的战争，就象目前这场使法国流血的战争。此外，天空觉得不值得改变自己的时间差，就在灯火点点的城市上空，以这些近于蓝色的色调，无精打采地延长着迟迟不走的白昼；不断望着死气沉沉和过于美的天空，就感到头晕目眩：这不再是广阔的海洋，而是在垂直的方向颜色由浓变淡的冰川。特罗卡德罗的那些塔楼，看起来同青绿色的台阶如此接近，实际上却极为遥远，犹如瑞士某些城市中的两座塔楼，人们以为是在远处，实际上就在山顶斜坡的近旁。

我半途折回，但刚离开残老军人院桥，天上就不再发亮，城里也几乎没有灯光，我的脚到处踢到那些垃圾箱，把一条小路错当成另一条小路，我机械地在阴暗的街通构成的迷宫里行走，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环城路。在那儿，我刚才产生的东方的感觉又重新出现，另一方面，在回忆了督政府时期的巴黎之后，又回忆起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就象在一八一五年那样，协约国部队的军装以极不协调的色彩鱼贯而行，其中有穿着红色短裙裤的非洲人，有头裹白缠巾的印度人，这些人足以使我把我漫步的巴黎当作一个想象中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城市，不但服饰和脸色同东方一模一样，而且连周围的环境也同随意想象出来的相仿，犹如卡帕契奥①把自己生活的城市变为耶路撒冷或君士坦丁堡，方法是在其中加入一群人，这群人穿着奇妙的玉颜六色的衣服，但颜色并不比现在这群人更为鲜艳。我走在两个朱阿夫兵②的后面，看到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两个兵好象并没有注意这个男人，只见他头戴软毡帽，身穿宽袖长外套，看到他淡紫色的脸，我感到犹豫，不知是否应该给他加上一个演员或一个画家的名字，这个演员或画家都因无数次鸡奸的丑闻而出名。不管怎样，我确信自己不认识这个散步者。因此，当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之时，我十分惊讶地看到他神情尴尬，故意停住脚步，朝我走来，犹如一个男人想要表明，你决不会发现他正在干一件他希望不要声张的事情。瞬间我心里在想，是谁在向我问好：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人们可以说，在他看来，他疾病的发展或他恶习的剧变处于极端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个人原先最基本的人格和他祖先的品质，完全被随之而来的一般缺陷或疾病所掩盖。德夏吕斯先生来源于自我中尽可能远的地方，或者确切地说，他本人已被他目前变成的这种形象完全掩盖起来，这种形象不属于他一个人，而属于其他许多性欲倒错者，因此，当他在环城路上行走，走在这些朱阿夫兵的后面时，我一开始把他当作朱阿夫兵中的一员，当作另一个朱阿夫兵，而不是看作德夏吕斯先生，不是看作一位大贵族，不是看作一个想象力丰富、风趣幽默的人，此人和男爵的相象之处，只有这种众人共有的神态，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神态掩盖了一切，至少在全神贯注地对他进行观察之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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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帕契奥（约1460—1525F1526），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威尼斯画派最伟大的叙事体画家。

②朱阿夫兵是法国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