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蒂娜一走，我想起曾答应斯万给希尔贝特写信，觉得还是立即动笔为好。然而，我却毫无激情，象是写上烦人的课堂作业的最后一行字，在信封上写下了希尔贝特斯万这一姓名，往日，我在练习本上涂满了她的芳名，想入非非，给自己制造与她书来信往的幻觉。究其原因，倘若说昔日书写这一姓名的是我本人，那么今日，这一任务已被习惯的力量移交给某位秘书，习惯的力量常为自身造就众多的秘书。它最近就在我的体内委派了一位，为我效劳，正因为此秘书与希尔贝特素昧平生，只听我提起过她，仅仅知道那是位我昔日曾经钟情的少女，无法将希尔贝特这几个字与具体现实联系起来，所以他提笔书写希尔贝特的姓名时，心底可以更为坦然平静。

我不能责怪她冷酷无情，如今正视希尔贝特的我，是了解她过去为人如何的精心挑选的“见证”。小包、玛瑙弹子转送给了阿尔贝蒂娜，它们在我心目中的份量就是当初在希尔贝特心目中的份量，只要不赋予它们内心情感火焰的反光，在任何人心目中大抵都会有这一份量。可是现在，我内心出现了新的混乱，削弱了事物与话语所拥有的真实的力量。阿尔贝蒂娜再次对我表示谢忱：“我多么喜欢绿松石啊！”我当即回答她说：“千万别让它们死去！”就这样，把我们友情的美好前程象托付给了宝石一样，嘱托给了绿松石，然而却难以激起阿尔贝蒂娜的情感，就象它无法保留住昔日将我与希尔贝特维系在一起的情感一样。

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桩怪事，值得一提，其原因是此类怪事在历史的各个重要阶段反复出现。就在我给希尔贝特写信的同时，德盖尔芒特先生从化装舞会回府，脸上还戴着面具，他突然想起第二天将不得不正式服丧，于是决定提前一个星期去进行他本应接受的瘟泉疗养。三个星期后，等他从瘟泉回来（我提前说一说，现在我只不过刚刚给希尔贝特写完信），公爵的那些朋友当初明明看他作壁上观，继而眼看他成为狂热的反德雷福斯派，现在听了他的回答（仿佛温泉不仅仅对膀胱起了治疗作用），不禁惊得哑口无言。“噢，案件必将重新审理，他必定宣告无罪。”公爵回答他们说，“岂能平白无故判一个人的罪。您见过弗罗贝维尔那样的老蠢货吗？一个逼着法国人去屠杀（是指战争）的丘八！怪年头！”然而，在疗养期间，盖尔芒特公爵在温泉结识了三位迷人的女士（一位意大利公主和她的两个姑子）。公爵只听她们就自己所读的书和在娱乐场上演的一出戏议论了几句，便感到与他打交道的这几位女子才智超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根本不是她们的对手。正因为如此，公主请他去打桥牌，他倍感幸福。可到她的下榻处不久，他首先笼而统之对她讲了几句对反德雷福斯派有利的话：“怎么！再也没有人跟我们提那个了不得的德雷福斯重新审判的事了吧。”没料到公主和她的两个姑子回答说：“此事已迫在眉睫。谁也不能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总关在牢里。”他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啊？啊？”公爵一开始就张口结舌，仿佛发现了一个怪诞的绰号，在这府上专门用来取笑一位他至今还以为机智敏捷的人。就好象在府上常听到有人朝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喊叫：“嗨！喂！儒儒特”。几天之后，由于怯懦和模仿的惰性使然，大家也都不明不白地是他真的无可指控！”三位迷人的女士觉得他转变还不甚快速，便对他稍加斥责：“说实在的，任何聪明人都不会认为他有什么罪。”后来，每当发生“无法招架”的事件，于德雷福斯不利，公爵便立即前来向她们宣布，满以为这下终可以改变那三位诱人的女士的观点，可她们听了却朗声大笑，以极其精辟的辩证观点，轻而易举地向他阐明了那类观点毫无价值，纯属无稽之谈。就这样，等公爵回到巴黎，他成了一位狂热的德雷福斯分子。诚然，我们不能断言三位可爱的女士在此事中没有起到真理传播者的作用。但应该看到，每过十年，总有那么一位充满真正的信念的男子，与一对智慧的夫妇偶尔相遇，或有一位娇媚动人的女子进入他的圈子，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可引导他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关于这一点，确有许多国家象这位真挚的男子一样行事，本来对某国人民充满敌意，可六个月后，一改旧的观点，推翻昔日的同盟。

有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再见阿尔贝蒂娜的面，加之德盖尔芒特夫人也不能象我想象的那样与我对话，我便继续去看望其他一些天仙美人，去光顾她们的洞府，仙人与仙府不可分，犹如软体动物长出了珠贝或珐琅壳，或螺形贝壳塔，却又躲在里面，深居简出。我实在不知如何将这些太太归类，不过，此问题微不足道，且不说难以解决，而且也不值一提。说仙女之前，得先谈谈仙府。说来有那么一位夫人，每逢夏季，总在午餐后接待来访；骄阳似火，我往往不等抵达她的府中，便已被烤得放下马车的逢帘，此番滋味不知不觉铭心刻骨，难以忘怀。我以为自己出门是去“皇后林荫大道”①；然而却是参加聚会，对这种聚会，一个讲究实惠的人也许会不屑一顾，但实际上，聚会还未参加，我已心花怒放，犹如在周游意大利的途中，心旷神怡，那府邸从此便深深根植于我的记忆之中。此外，由于正值盛夏，且又在午时，天气炎热，那位夫人把沙龙的百叶窗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她接待来客一般都在底楼那些宽敞的长方形客厅里。一踏进客厅，我开始时难以辨清女主人和她的仆佣，甚至连声音嘶哑，招呼我坐到她身旁去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看不清楚，她就坐在一把博韦产的安乐椅上，椅子上饰有“欧罗巴被劫持”的图案。接着，我渐渐看清了墙上那十八世纪的巨幅挂毯，一艘艘桅船，一朵朵蜀葵，赫然入目，我身处桅船之下，仿佛不是置身于塞纳河畔的宫邸，而是亲临茫茫海河之滨的海神殿，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宛如殿中的一位水神。与此有别的客厅不胜枚举，若要一一加以形容，恐怕难以止笔。这一例子足以表明，在我对上流社会的评判之中，往往掺入充满诗情画意的感觉因素，但在作总体估价时，却又绝对将其排斥在外，致使对某一沙龙的胜人之处作出最终评价时，我给打的分数没有一次做到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