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他几乎是郑重其事地开始说，“贫穷不是罪恶，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可是赤贫，先生，赤贫却是罪恶。贫穷的时候，您还能保持自己天生感情的高尚气度，在赤贫的情况下，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做不到。为了赤贫，甚至不是把人用棍子赶走，而是拿扫帚把他从人类社会里清扫出去，让他受更大的凌辱；而且这是公正的，因为在赤贫的情况下，我自己首先就准备凌辱自己。于是就找到了酒！先生，一个月以前，我太太让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痛打了一顿，不过我太太可不是我这种人！您明白吗？对不起，我还要问您一声，即使只是出于一般的好奇心：您在涅瓦河上的干草船①里过过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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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里是彼得堡无家可归者过夜的地方。

“没有，没有过过夜，”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唉，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已经是第五夜了……”

他斟了一杯酒，喝干了，于是陷入沉思。真的，他的衣服上，甚至连他的头发里，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粘在上面的一根根干草。很有可能，他已经五天没脱衣服，也没洗脸了。尤其是一双手脏得要命，满手油垢，发红，指甲里嵌满黑色的污泥。

他的话好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虽说这注意也是无精打采的。柜台后面的两个男孩子吃吃地笑起来。老板好像故意从上面的房间里下来，好来听听这个“逗乐的家伙”在说什么。他坐到稍远一点儿的地方，懒洋洋地、但神气十足地打着呵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早已是这儿大家都熟悉的人了。而且他爱用矫揉造作的语气说话，大概是由于他习惯经常和酒馆里形形色色素不相识的人谈话。这种习惯对有些酒鬼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主要是他们当中那些在家里严受管束、经常受到压制的人。因此他们在同样嗜酒如命的这伙人中间，才总是力图为自己表白，仿佛是设法给自己辩解，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试图博得别人的尊敬。

“逗乐的家伙！”老板高声说。“可你干吗不去工作，干吗不去办公，既然你是个官员？”

“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吗，先生，”马尔梅拉多夫接住话茬说，这话是单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的，仿佛这是他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办公吗？难道我自轻自贱、徒然降低自己的身份，自己不觉得心痛吗？一个月以前，当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动手打我妻子的时候，我喝得醉醺醺地躺在床上，难道我不感到痛苦吗？对不起，年轻人，您是不是有过……嗯哼……虽然明知毫无希望，可还是不得不开口向人借钱？”

“有过……毫无希望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没有希望，事先就知道这绝不会有什么结果。喏，譬^[pì]如说吧，您早就知道，而且有充分根据，知道这个人，这个心地最善良、对社会最有益的公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钱借给您。因为，请问，他为什么要给呢？不是吗，他明明知道，这不会还给他。出于同情心吗？可是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这个经常留心各种新思想的人，不久前解释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连科学也不允许有同情心，在有了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就是这样①请问，他为什么要给钱呢？瞧，您事先就知道，他绝不会借给您，可您还是去了……”

“为什么要去呢？”拉斯科利尼科夫追问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