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审讯一开始的时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母亲就病了。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认为，可以在开庭期间让她离开彼得堡。拉祖米欣挑了一个沿铁路线、离彼得堡也很近的城市。这样可以经常留心审讯的情况，同时又能尽可能经常与阿芙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见面。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病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同时还有类似精神错乱的某种迹象，即使不是完全精神错乱，至少是有一部分。杜尼娅最后一次见到哥哥，回来以后，发觉母亲已经完全病倒了，她在发烧，在说胡话。就在这天晚上，她和拉祖米欣商量好，母亲问起哥哥来，他们该怎样回答，甚至和他一起为母亲编造了一套谎话，说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受私人委托，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到俄国边疆去办一件事情去了，这项任务最终将会使他获得金钱和声誉。但是使他们深感惊讶的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都从未问起过这方面的事。恰恰相反，原来对于儿子突然远行，她自己早已有自己的解释；她流着泪述说，他是怎样来和她告别的；同时她还暗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许多非常重要的秘密，暗示罗佳有许多很有势力的敌人，因此他甚至必须躲藏起来。至于说到他的前途，她也认为，只要敌视他的某些情况消失了，那么他的前途无疑将是光明的；她让拉祖米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儿子甚至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的那篇文章和他杰出的文学天才就是明显的证据。她在不断地看那篇文章，有时甚至念出声来，几乎连睡觉的时候也拿着那篇文章，可是罗佳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她却几乎从来也不问起，尽管看得出来，当着她的面，大家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而单单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她的怀疑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对某些问题始终保持缄默，这一奇怪的现象终于使他们感到担心了。譬^[pì]如说吧，她甚至从不抱怨他不来信，而从前，住在故乡县城里的时候，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希望和盼望着快点儿接到心爱的罗佳的信。现在她不再等信，这实在是太无法解释了，因此使杜尼娅十分担忧；她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概母亲是预感到儿子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所以她不敢问，以免知道更可怕的事情。无论如何，杜尼娅已经清清楚楚看出，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精神不大正常。

不过有两次她自己把话题转到了罗佳身上，以致回答她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到罗佳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迫不得已的回答当然不能使她满意，而且让她感到怀疑，这时她就突然变得非常伤心，忧愁，沉默寡言，这样一直持续很长时间。杜尼娅终于明白了，说谎和编造谎言是很难的，于是得出最后结论：对有些事情最好绝口不谈；不过可怜的母亲已经怀疑，准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一点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同时杜尼娅也想起了哥哥的话，在决定命运的头一天夜里，也就是在她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发生了那一幕以后的那天夜里，母亲曾经听到过她在梦中呓语，那时母亲是不是听清了什么呢？往往，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母亲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泪，可是在这之后，不知怎的，病人会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突然大声说话，几乎不住口地谈她的儿子，谈自己的希望和未来……她的幻想有时十分奇怪。他们安慰她，附和她（也许她自己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在随声附和她，只不过是在安慰她），可她还是说个不停……

犯人自首以后过了五个月，判决下来了。只要一有可能，拉祖米欣就到狱中探望他。索尼娅也是一样。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杜尼娅对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不会是永诀；拉祖米欣也这么说。在拉祖米欣年轻、狂热的头脑里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在三、四年内，尽可能至少为未来打下基础，至少攒一些钱，迁居到西伯利亚去，那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缺少的是工人、创业的人和资本；他要到那里罗佳将要去的那个城市定居，……大家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最后几天拉斯科利尼科夫陷入沉思，详细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感到担心。甚至为她感到十分痛苦，这使杜尼娅很不放心。得知母亲病态心情的详细情况以后，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忧郁。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特别不喜欢和索尼娅说话。索尼娅用斯维德里盖洛夫留给她的那笔钱，早已准备好了行装，打算跟随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在其内的那批犯人一同上路。关于这一点，在她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之间从来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过；然而他们俩都知道，事情一定会是这样。临别时，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热烈地让他相信，等他服刑期满回来以后，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十分幸福，对他们这些热情的话，他只是奇怪地笑了笑，并且预感到母亲的病情不久就会带来不幸的后果。他和索尼娅终于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