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索拉雅结了婚，然后爸爸去世，生活如常，直到有一天接到电话。

2001年6月

我把话筒放回座机，久久凝望着它。

“你脸色苍白，阿米尔。”索拉雅说。

“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

她当即站起来:“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厉害。”我说着这话的时候内心绞痛。

“叔叔以前的合伙人吗?”她从未见过拉辛汗，但我提及过他。我点点头。

“哦，”她说，“我很难过，阿米尔，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与拉辛汗的会面，让我陷入极度的震惊中。哈桑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知道我要把他正在受难的孩子找到。

想办法救出哈桑的儿子，想办法把他带到美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我终于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间，当她双臂环住我脖子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样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泪水的模样，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博双脚原地挪动，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看着我们，神情冷淡。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阳光打在哈桑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看到索拉博，雅米拉阿姨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