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但是他特别喜欢听我讲话，所以我的首要任务就是给他讲，给他读，凡是我觉得他应该听的我便为他讲，为他读。

因为他的病实在太重，不宜于住在普通牢房中，所以一两天之后，他便给搬到了监狱的病房中去。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伴在他身边，否则我是不能与他相伴的。如果不是因为重病，他必得戴上手铐脚镣，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越狱犯，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坏话。

虽然每天我都见到他，毕竟相见的时间较短，分开的时间比较长。回想起来，当时无论他精神状态方面有什么变化，哪怕一丁点儿变化，从他的面容上都能反映出来。我真记不起来他有过哪一次变得好一些。监狱之门又把他锁上之后，他越来越瘦下去，越来越虚弱，病情越来越糟。

他的性格已变得十分温顺，对于前途也就听之任之，对一切都已疲倦了。有时候，从他的行为态度上，或者从他忽然脱口而出的一两句话中，我会得到一种印象，好像他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如果他处于一个良好的环境，是否他就能成为一个好人呢。不过他并没有表示出他的这种看法，也没有表示对已经铸成事实的往事有什么懊悔屈服。

偶尔有两三次我在监狱里时，有一两个派来照料他的犯人暗示说，他是个有名的挺而走险不顾一切的人。他听了别人的暗示，嘴边露出一丝微笑，并且转过眼睛以信任的神态望着我，仿佛他相信很久之前还当我是孩子时就曾经见到过他身上的这些小小特点。在其他时间里，他是那么谦恭自卑，蕴含着懊悔的心情，但我没有见到过他抱怨。

开庭日期将到时，贾格斯先生提出一个申请，要求延期审理他的案子，到下一次开庭时再审理。十分明显，因为马格韦契肯定活的时间不长了，但法庭对他的申请作了否决。审理立刻按时进行，马格韦契被带到法庭，坐在一张椅子里。法庭允许我坐在靠近被告席的地方，仅有一栅栏之隔。我握着他从栅栏中伸过来的手。

审判进行得非常简短，问题谈得又很清楚。凡能为他讲的话也已说尽，比如他已经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他的勤劳致富符合法律，而且值得尊敬。不过，无论怎样，事实还是事实，他从流放中潜逃回国，现在正坐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如果说这样还不能定罪，说他无罪，当然是不可能的。

在那个年代里法庭保留了一种惯例（我因为这次到法庭旁听，在惊心动魄的个人体验中才了解到），开庭的过程中要留下最后一天宣判死刑。这样可以起到最好的效果。一口想起这件事，我脑海中便出现一幅难以忘怀的图画。否则，即使在我书写这件事时，我也很难相信那次有三十二名男女犯人被置于法官之前，听候死刑的判决。三十二人之中的第一个就是马格韦契，他坐在那里，是为了让他留下一口气再活着被处死。

整个的这一幕现在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当时法庭的窗户上闪耀着四月的阳光，同时四月的雨点也打在上面。我站在被告席旁边，仅一栅栏之隔，我从一个角上抓住他从栅栏中伸过来的手。站在栅栏里的是三十二位男女犯人，他们当中有的藐视法庭，有的全身恐惧，有的低低啜泣，有的号啕大哭，有的捂住面孔，还有的阴郁地茫然四顾。在女犯人中发出了尖叫声，法庭上要她们肃静，她们便静下来，一点声息都没有。法官们身上挂着表链，佩戴着花束，法庭里其他的小官们、法警们、庭丁们，以及来旁听案件审理的所有的人，就像拥挤戏院里的观众一样，都在盯着对峙中的大法官和三十二位犯人，面部严肃。接着大法官开始对犯人演说。他说站在他面前的这批可怜的犯人中，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在这里提及，因为他从孩提开始就行为不轨，触犯法律，屡次被捕人监进行惩罚，而又屡次不改，终于被判长期监禁。可是他仍旧旧性不改，胆大妄为，进行施暴手段，越狱而逃，因此改判终身流放。这一位不幸的人离开犯案之地，在流放期间曾一度对自己所犯错误有所认识，生活安分守己，待人忠实可靠，但是在至关重要的时刻，他又耽于情感，旧病复发，重蹈昔日对社会危害之路，离开他重新做人终身忏悔的地方，擅自潜回祖国。须知他终身流放后是不能回国的，祖国不是他的法律保护地，他一回祖国便受到指控。在一个阶段内他逃避了官府的追查，最后在企图逃亡国外的途中事发。他抗拒官府行使逮捕令，又使对他了如指掌的告发人在协助追捕时死去，这究竟是因为他设计谋害，还是在粗鲁忙碌中误杀，只有他本人知道得最为清楚。根据法律，凡终身流放而私自返国者处以死刑，而此人所犯符合此条，必罪上加罪，处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