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野猪饭店的咖啡厅中空无一人，直到我叫了饭菜，坐下来开始用膳时，茶房才认出了我。他连忙向我道歉，说一时没有想起来，并且问我，是不是要派人去给彭波契克先生送个信？”

“用不着，”我说道，“确实用不着。”

这位茶房就是上次我和乔定师徒合同在这里吃饭时，跑上来转达楼下客商提出严重抗议的茶房。他听了我的口答，显得很惊奇，抓紧机会递过一张肮脏的旧报纸，我拿起来读到下面一段文章：

“不久前，本镇附近的一家铁匠铺中，有一位青年铁匠传奇般地飞黄腾达了。想来读者对此一定颇感兴趣（但愿本镇的作家、本专栏的诗人托比，能够运用他的诗才，对此作一佳文，虽然他目前尚未名扬天下）。这位青年的早期恩主、同伴和朋友，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他从事粮食和种子生意，公司宽敞方便，设备齐全，在大街的百里之内，久负盛名。这位恩主简直和《奥德赛》中泰勒马库斯的老师一样，我们听之不能无动于衷。他为别人奠定下了幸福的基础，我们都该引以为骄傲。我镇是否有善于深思的圣贤或者能明察事理的佳丽想探求一下究竞是谁得到如此幸运？我们只要一提大画家昆丁莫赛斯曾经是安特卫普的铁匠，就一语道破天机，无须穷究。”

从大量的经验事实我可以断定，在我飞黄腾达的日子里，即使我去到北极，不论遇到的是游牧的爱斯基摩人，或是文明人，都会对我说，我早年的恩公、我幸运的奠基人不是别人，乃是彭波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