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福加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甫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了眼泪。

我同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轻松，使我得到安慰。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到莫斯科以后，外祖母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伤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个星期都人事不省；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是因为她不但不肯眼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讲话，不睡觉，不吃任何东西。有时候，她孤单单地坐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笑起来，随后又干哭一阵，她抽风，用疯狂的声音喊出一些荒谬或者可怕的话。这是损害了她的健康的第一个巨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使她陷入绝望。她需要为了自己的不幸而迁怒于人，于是就说些吓人的话，异常严厉地恐吓什么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迈着迅速的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就昏倒在地上。

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里去，见她象往常一样坐在安乐椅上，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的眼神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茫然若失，毫无生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然而大概并没有看见我。她的嘴唇慢慢露出一丝微笑，她用动人的、温柔的声调说：“到这儿来，我的好孩子；来呀，我的宝贝！”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于是走近些，但是她并不是望着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的心肝，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了我又多么高兴……”我明白她是在想像中见到了妈妈，于是我停住了。“人家对我说你不在了，”她接着说，皱皱眉头。“简直是胡说！难道你会死在我前头吗？”于是她以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声来。

只有会爱得强烈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但是，那种对于爱的强烈要求正可以用作她们对抗悲伤的药剂，可能治愈他们。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体力更富于生命力。悲伤从来也折磨不死人。

过了一个星期，外祖母能哭出来了，好些了。她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对我们更加慈爱了。我们一直不离开她的安乐椅；她轻轻地哭泣，谈着妈妈的事情，温存地爱抚我们。

看见外祖母这么伤心，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夸大了她的悲伤，那种悲伤的表现是猛烈而动人的；但是我，不知什么缘故，却更同情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至今依然确信，没有人象那个心地纯洁、富于感情的人那样真挚而朴实地爱着妈妈，那么沉痛地哀悼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