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有的，”他说着就交给了我一只戒指，“这一个满能对付过去。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那么你预料谁会来领取这项失物呢？”

“唔，就是那个穿棕色外衣的男人，咱们那位穿方头靴子的红脸朋友。如果他自己不来，他也会打发一个同党来的。”

“难道他不会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吗？”

“决不会。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不错的话——我有种种理由可以自信我没有看错。这个人宁愿冒任何危险，也不愿失去这个戒指。我认为，戒指是在他俯身察看锥伯尸体的时候掉下来的，可是当时他没有察觉。离开这座房子以后，他才发觉他把戒指丢了，于是又急忙回去。但是，这时他发现，由于他自己粗心大意，没有把蜡烛熄掉，警察已经到了屋里。在这种时候，他在这座房了的门口出现，很可能受到嫌疑，因此，他不得不装作酩酊大醉的样子。你无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他把这件事仔细地思索一遍以后，他一定会想到，也可能是他在离开那所房子以后，把戒指掉在路上了。那么怎么办呢？他自然要急忙地在晚报上寻找一番，希望在招领栏中能够有所发现。他看到这个广告后一定会非常高兴，简直要喜出望外哩，怎么还会害怕这是一个圈套呢？在他看来，寻找戒指为什么就一定要和暗杀这件事有关系呢，这是没有道理的。他会来的，他一定要来的。一小时之内你就能够见到他了。”

“他来了以后又怎么办呢？”我问道。

“啊，到时候你让我来对付他。你有什么武器吗？”

“我有一支旧的军用左轮手枪，还有一些子弹。”

“你最好把它擦干净，装上子弹。这家伙准是一个亡命徒。虽然我可以出岂不意地捉住他，但是还是准备一下，以防万一的好。”

我回到卧室，照他的话去做了准备。当我拿着手枪出来的时候，只见餐桌已经收拾干净，福尔摩斯正在摆弄着他心爱的玩意儿——信手拨弄着他的提琴。

我进来时，福尔摩斯说：“案情越来越有眉目了。我发往美国的电报，刚刚得到了回电，证明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急忙问道：“是那样吗？”

“我的提琴换上新弦就更好了，”福尔摩斯说，“你把手枪放在衣袋里。那个家伙进来的时候，你要用平常的语起跟他谈话，别的我来应付。不要大惊小怪，以免打草惊蛇。”

我看了一下我的表说：“现在八点了。”

“是啊，或许几分钟之内他就要到了。把门稍开一些。行了。把钥匙插在门里边。谢谢你！这是我昨天在书摊子上偶然买到的一本珍破的古书。书名叫"论各民族的法律"，是用拉丁文写的，一六四二年在比利时列日出版的。当这本棕色起面的小书出版的时候，查理的脑袋还牢靠地长在他的脖子上①呢。”

“印刷人是谁？”

“是菲利起德克罗伊，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书前扉页上写着"古列米怀特藏书"，墨水早已褪了色。也不知道威廉怀特是谁，大概是一位十七世纪实证主义的法律家，连他的书法都带着一种法律家的风格呢。我想，那个人来了。”

他说到这里，忽听门上铃声大震。福尔摩斯轻轻地站了起来，把他的椅子向房门口移动了一下。我们听到女仆走过门廊，听到她打开门闩的声音。

“华生医生住在这儿吗？”一个语调粗鲁但很清晰的人问道。我们没有听到仆人的回答，只听见大门又关上了，有人上楼来了。脚步声慢吞吞地，象是拖着步子在走。我的朋友侧耳听着，脸上显出惊破的样子。脚步声缓慢地沿着过道走了过来，接着就听见轻微的叩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