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关系，”布朗罗先生回答，“和你毫不相干，但这也是她的姓氏，尽管时过境迁，我，一个老年人，只要一听到陌生人提起这个姓，我还会像当年一样面热心跳。你改名换姓了，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这一切倒挺不错，”孟可司（这里姑且保留他的化名）沉默了半天才说，他绷着脸，身子满不在乎地摇来摇去，布朗罗先生用手捂着脸，坐在那儿。“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你有一个弟弟，”布朗罗先生打起精神说道，“一个弟弟，我在街上走到你背后，轻轻说了一声他的名字，几乎单凭这一招，你就会沉不住气，紧张兮兮地跟我上这儿来。”

“我没有弟弟，”孟可司回答，“你知道我是独子。你干吗跟我说起什么弟弟来了？这一点你我都清楚。”

“你还是听听的好，有些事我很清楚，而你也许并不知道，”布朗罗先生说，“我自有办法让你产生兴趣。我知道，你那个倒霉的父亲当时还是个孩子，在门阀观念和最龌龊、最狭隘的虚荣心逼迫下结了一门不幸的婚姻，而你又是这门亲事唯一的，也是极不自然的结果。”

“你的话很难听，可我并不计较，”孟可司嘲弄地笑了笑，插嘴说，“你知道情况，这对我也就足够了。”

“可我还了解到，”老绅士继续说道，“那一场阴差阳错的结合带来的是灾难、慢性折磨、无休止的苦恼。我知道那不幸的一对各自套着沉重的枷锁，度日如年，过得是何等的厌倦，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有害的。我知道，冷冰冰的表面关系是如何变成公开的辱骂，冷淡如何让位于厌恶，厌恶又变成仇恨，仇恨再变成诅咒，直到最后终于把那条响当当的锁链扯断，各奔东西，彼此都带着一截可恨的链条，那一锁链只有死亡才能斩断，两个人都强装出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想的是换一个环境，不让别人看见这个链条。你母亲大功告成，很快就忘掉了。可是过了多少年，那东西仍在你父亲心里生锈、腐烂。”

“对了，他们分居了，”孟可司说道，“那又怎么样呢？”

“他们分居了一个时期，”布朗罗先生回答。“你母亲在欧洲大陆纵情享乐，完全把足足小她十岁的年轻丈夫给忘了，而你父亲眼看前途无望，一直在国内徘徊不定，结交了一班新朋友。最低限度，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孟可司说着，将目光转向一边，一只脚在地上打着拍子，摆出一副概不认账的样子。“我不知道。”

“你的态度和你的所作所为一样使我确信，你非但没有忘记这件事，而且始终耿耿于怀，”布朗罗先生回答，“我说的是十五年以前，当时你不过十一岁，而你父亲只有三十一岁——我重复一遍，他奉父命结婚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你是要我重提那些使你父亲的名声蒙上阴影的事情呢，还是不用我说，你自己将真实情况告诉我？”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孟可司答道，“只要你愿意，只管说你的。”

“当时，那班新朋友中，”布朗罗先生说道，“有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他妻子大约半年以前去世了，丢下两个孩子——在早还有几个，但幸而只有两个，都是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十九岁姑娘，另一个小丫头只有三两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孟可司问。

“他们住在乡下，”布朗罗先生仿佛没有听见这句插话，“你父亲在仿徨中也到了那一带，在那儿住下来。结果，双方很快就从相识、接近直到产生友谊。你父亲的天赋很少有人比得上，他们姐弟俩在气度和长相上都很像。老军官对他日益加深了解，也越来越喜欢他了。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就好了。那个大女儿也和父亲一样越来越喜欢他。”

老绅士顿了一下，他见孟可司咬着嘴唇，两眼盯住地板，便立即往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