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来了，我必须有一个固定“职业”了。我被眼前所发生的新鲜事给迷住了，活儿干得越来越少，几乎是靠别人养活，这样的面包吃起来是困难的。我为自己找了一个营生——到瓦西利塞米诺夫而包坊打工。

这段时期的生活是艰难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我后来写的短篇小说：《老板》《柯诺娃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中，曾经描述过这段生活。

肉体的痛苦是肤浅的，只有精神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自从进了那家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后，就和我以前天天见面天天谈话的人隔绝了，我和他们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高墙。

没人来看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没有闲暇到安德烈那儿去。遇到假日就睡觉或是和作坊里的工作们瞎闹。

一开始，有些同伴就把我当成了开心丸，还有一个跟小孩似的，就喜欢听有趣的故事。

谁知道我竟给他们讲了些什么呀，总之，效果不错，居然引发出他们对某种不很清晰，但轻松，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时候，我的故事很出色，他们或悲或怨或恨的情绪暴露无遗，我为自个儿高兴，我私下以为我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我在教导人民呢。

我也有自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那么弱小，那么无知，有时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知道。

这种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遗弃在一个昏暗的地洞里，地洞里的人就像大虫子一样蠕动，他们不敢正视现实，终日钻酒馆逛妓院，到妓女冰冷的怀抱中寻求安慰。

每月月底领薪水时，他们必去光顾妓院，在这个美妙日子到来的头一个星期里，他们就开始想入蜚蜚了。等嫖宿回 来，很久很久还没有从那份甜蜜中醒来，他们厚颜无耻地炫耀自个儿的床上功夫，以及怎样的蹂躏妓女。谈到妓女，他们一脸的不屑，甚至吐唾沫以示“清高。”

不知为什么，当我听到他们这样谈论时，心中一阵悲伤，难过。我仿佛看到烟花巷里一个卢布一晚上的妓女，我的同伴们迫不及待的丑恶行径，虽然可耻但尚可理解，可是其中一些人的肆无忌惮、好色、放纵，却让人发指。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故意炫耀的虚荣心的满足。对于性我有些恐惧地感到好奇，所以就比较敏感这种事，我还没有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儿，为此我感到心中不快：无论是妓女还是同伴都无情的讥讽我。没多久，他们再去逛妓院，就不带我我，他们照直说：“老弟。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

“和你在一块儿别扭。”

我记住了这句话，觉得其中大有含义，可我没弄太明白。

“你看看你。跟你说别去了。你去让人扫兴……”只有阿尔及姆比较明朗地带着冷笑说：“你像个神父，又像个不通情理的老爸。”

起初妓女们还笑话我放不开手脚，后来就愤怒了：“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呀？”

那个漂亮丰满的四十岁的波兰“姑娘”捷罗莎布鲁塔，是这里的“妈妈”，她用家狗一样温顺的眼神望了我一下，说：“我说姑娘们，别逗他了。他一准是有情人了，是不是？

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肯定给情人迷住了，错不了。”

她是个酒鬼，喝醉了就丑态百出，酒醒时则判若两人，她沉稳、冷静，体贴人的性格让我佩服。

“最奇怪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了。”她说，“他们真会玩儿：先让姑娘在地板上打肥皂，再把赤条繁荣的姑娘手脚向下放在四个瓷盘上，然后对着姑娘的屁股用力推一掌，看看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一个完了，再来一个，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呀？”

“你瞎说。”我说。

“哟，我干吗撒谎呀。”她叫道，依然心境平和地说，但平和之中带着一种说服人的意思。

“这是你们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娘怎么可能编这种事呢？我又不是疯子？”她眼睛瞪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