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消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我们就听到他的办公室里砰砰嘣嘣一阵响，接着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走出了办公室。

“这儿憋得慌，”他说。“我们到城外去吧，这儿西蒙斯小姐会照顾的，走吧！”

我们对教授的习惯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前我们曾认为他的这些脾气很古怪，可是现在我们熟悉多了。在某些关键时刻，干脆离开城市到乡间去一趟常常会有奇迹般的效果，可以绰绰有余补偿牺牲的办公时间，何况这又是夏末的一个下午，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驾驶着那辆大型的阿尔维斯牌车——这是他唯一的一件豪华而又必要的私产——沿着新开的西部大公路驶去，一直开到城的尽头，然后打开直升飞机的发动机，爬到半空，这时机下纵横百英里的英国乡村尽收眼底。希思罗机场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见，一架三百吨位的大班机正向着跑道降落。

“我们上那儿去呀？”乔治？安德逊问道。当时他是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当中还有保尔？哈格利弗斯，你不会认识他的，因为几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时是生产工程师，而且是工程师中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不可，否则就无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么样？”我建议说。“那儿和那些人造卫星城不太一样，可以换换口味。”

就这样，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牛津，教授看到了几座景色秀丽的山头，他就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我们的直升飞机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视一条长长的山谷，整个地方看上去就象从前某个私人大庄园里的一块地方，这时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从直升飞机机舱里爬了出来，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教授则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铺在草地上，蜷曲着身体躺在上面。

“到喝茶的时候叫醒我，”他说。五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我们几人轻声地聊了一会，不时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给闹醒了。他睡着时，脸部放松，显得出奇的年青，可是人们很难料到面具后面正在捉摸着一二十个复杂的计划——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把罗德里克？范登搞垮。

后来我们大概都打瞌睡睡着了。那天下午四周静悄悄地，那些虫子也都热得叫不动了，周围的群山都被烤得闪烁发光，天气的闷热简直好象看得见、摸得着似的。

突然，我耳边似乎有一个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还继续躺了一会，迷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么东西那么闹。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一个个醒了过来。大家都很恼火地看看周围。

在两英里远的地方，就在山谷的另一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一个小村庄的上空飞来飞去。它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村民狂轰滥炸，只不过它扔的不是炸弹，而是竞选的宣传品。每隔几分钟一阵阵变幻不定的风把竞选演说刮到我们的耳朵里来。我们躺了一会儿，想判断出究竟是哪个党犯下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为扩音器只是一个劲儿地颂扬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选票。”保尔气呼呼地说。

“什么作风！这家伙肯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差一点就给安德逊扔过来的鞋击中。安德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

“也许是老百姓请他来演讲的，”我说，我知道这种说法也不怎么能使人信服，只不过想使大家平静下来罢了。“我不信，”保尔说。“不过我所反对的是这种事情所涉及的原则。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让人不得安宁，简直是侵犯人权，就好象在空中写广告牌一样。”

“我并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财产，”乔治说。“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