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稍稍侧过身，猫下身子。她身穿格子花呢的衬衫，外套一袭白色的宽松上衣，头发颜色与我的一样，是茶褐色的，长长的头发用绿色的橡皮圈拢在脑后。突然我看见她将手挥了几下，我这才看清楚她正将一根火柴灭掉，旋涡状的烟雾从她身边慢慢飘散开去。原来，她刚才是点燃一只烟。看上去她似乎是怕被别人发现她在抽烟，当她转过头来警惕地向后看时，我的勺子掉在了桌子上，她的容貌立刻使我着了迷。

冰激凌开始融化，顺着我的喉咙流下，她开始消失。我赶快再舀起一勺，希望再“吃”出眼前的景象来，但是冰激凌还没到我的嘴边，她就突然完全消失了，就像灯被拉灭了一样。这时，我觉得有什么声音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左肩上。我听到了低低的责备声，但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肩上的是母亲的手，她终于找到了我。我从冰激凌王国走出来的时候，身后是一阵大笑的声浪。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为情，可当时，即使当我在向妈妈道歉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刚见到的一切。

冰激凌事件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爸妈在我的壁橱里发现了藏在香烟盒里的药片。这是过去六个月的药片，他们原先还以为我已经吃进肚里去了。这件事使我的父母相信，我的“症状”越来越多，并且正在向着行为不良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加制止和管束，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我的精神状态将会以几何级数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决定，应该再另找专家来纠正我的行为，父亲又为我找了一个医生，他会使我从一个任性胡言的孩子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在一次严肃的家庭会议上，我得知了这一点，我除了默认他们的计划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在我缺乏想象力的父母想来，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每当我被环境逼得心中激愤难当时，我就开始弹钢琴，有时会连续弹上三四个小时。

斯图灵医生的办公桌位于我们这个镇子的另一头，是一懂破败得几欲坍塌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第一次是由父亲陪我去的，当父亲停在这懂看起来惨兮兮的旧房子门口时，他将地址拿出来至少核对了两遍，以确信我们没有走错地方。医生是个胖墩墩的小个子男人，胡子已花白，戴着一副有着小圆镜片的眼镜，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互相介绍握手时，他为什么笑呢？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人，就像是个Q版的圣诞老人，穿着小了一号的皱巴巴的褐色衣服。他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进屋，但是当父亲也要进去时，医生伸手挡住了他：“请您过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再回到这儿来。”

父亲抗辩了几句，但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他可以帮着一起将我的病史讲清楚。可是这位医生的作法显然不一样，他变得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几乎可以说是在下达命令。

“你们付钱给我是给这个孩子治病的，如果您想看病请您去找您自己的医生。”

父亲显然有点不知所措，他看起来还想反对，但是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医生跟在我后面进了屋，很快关上了身后的门。

他领着我走过好几间杂乱的屋子，里面排满了书架，其中的一间屋子里，一摞摞的纸堆满了好多张书桌和工作台，他笑着说：“父母双亲就是这样，他们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却像沾在鞋子上，甩也甩不掉的东西。除了爱他们，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走到这懂房子后面的一间屋子停了下来，里面都是一些细细的钢铁搭成的架子，周围镶着格子玻璃窗。阳光倾洒下来，充盈屋内，环绕着我们。架子上垂下了绿色的植物，架子的间隙中也透进来阳光。屋内有张小桌子，上面有个茶壶和两个杯子和几个茶托。我按医生的指示坐了下来，透过玻璃向外望去，我看见他的后院是一个好大好美丽的花园，各种花儿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他给我找了一杯茶，问话便开始了。我虽然在心中努力地抗拒着他，但他的问话方式使我暂时不再想到父亲，这使我开始有点欣赏起他来了。还有，他显然与我以前所遇到过的医生不同，他用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和反应来听完我的话，当他问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时，我告诉他因为我离家出走，去了冰激凌店，他皱起了眉头说道：“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能确定他说的是我，还是母亲对此事的反应，我告诉他我弹奏钢琴的事，他和蔼地微笑着，不时地点点头。“那很好啊。”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