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姨父曾经居住过一段时间的街道，一头通往市场，在这街头，有一位技艺精湛的理发师，他还在那家店里，还在同样的镜子、剃刀、水罐和肥皂刷之间。我们四目相对，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很高兴看见那只连着链子从天花板悬垂而下的洗头盆，他往里头倒热水的时候，仍然依循着旧日的抛物线，来回悠荡。

有一些我年少时频繁走过的街区和街道，十二年来已经消失在灰烬中，成为野狗聚集的场所，以及疯癫的流浪汉们吓唬小孩子的燃火之地。有些地方则盖起了富丽堂皇的别墅，奢华的程度足以令我这从外归来的人震惊不已，有些屋子的窗户镶上了最昂贵的威尼斯彩绘玻璃。我看到了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伊斯坦布尔盖起了许多豪华的二层楼房，二楼装饰着凸窗，拱出高墙之外。

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金钱在伊斯坦布尔已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从东方回来后，我发现以前一个银币可以买到四百德拉克马那么重的面包，如今同样的价钱只能换得一半的面包，而且吃起来其味道也不如以前了。要是死去的母亲知道如今她得花三块银币买一打鸡蛋，一定会说：“趁那些鸡还没骄傲到往我们头上拉屎，赶紧走吧。”但我知道金钱贬值的问题哪里都一样。有传言说佛兰芒和威尼斯的商船载满了一箱箱伪币运至伊斯坦布尔。过去，官方的铸币是用一百德拉克马的银子铸成五百个硬币，然而现在，由于与波斯连年征战，同样重的银子开始铸成八百个硬币。当土耳其禁卫步兵发现赚来的硬币就像菜贩码头上掉落海中的干豆子一样居然可以漂浮在金角湾上，便群起暴动，把苏丹的宫殿当作敌人的城堡团团围绕。

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一位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扬名于世。这位来自艾尔祖鲁姆的传道士解释说，这十年间降临伊斯坦布尔的灾难——包括巴切卡比和卡珊吉拉地区的大火、每次都要夺去上万人性命的瘟疫、与波斯人长年不断损失无数生命而毫无结果的战争，以及在欧洲基督教徒对奥斯曼城堡的占据——都是因为人们偏离了先知的道路，不听《古兰经》的教诲，过于纵容基督徒，容忍他们公开贩卖酒类，容忍他们在苦行僧修道院弹奏乐器。

卖酱菜的小贩口沫横飞地说完了艾尔祖鲁姆传道士的故事，又谈到伪币、新威尼斯金币、上面刻着狮子的假弗罗林以及含银量逐年降低的奥斯曼硬币——这些钱币充斥市场和商店，就像马路上摩肩接踵的切尔卡西亚人、阿布哈兹人、明格里亚人、波士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把人们拖往堕落的深渊，难以自拔。他告诉我，流氓和叛徒都聚集在咖啡馆，密谋叛乱直到清晨：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大秃子、抽鸦片的疯子以及海达里耶教团的残余分子，这群人宣称依循安拉的道路，彻夜在苦行僧修道院里随着音乐跳舞，用尖针穿刺自己的身体，从事各种邪恶的行为，最后再野蛮地彼此相奸，或对任何他们找得到的男孩下手。

我听到了一阵优美的笛声，不知道是因为我想去追随它，还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口出秽言的酱菜小贩，而模糊的记忆与欲望又使我觉得这是个逃脱的借口。然而，我确实知道一点：当你热爱一座城市并且时常漫步探索其间时，不仅你的灵魂，就连你的身体，也会对这些街道极为熟悉，以至于多年之后，在一股或许因为忧伤飘落的轻雪所引起的哀愁情绪中，你的腿会自动带着你来到最喜爱的一个山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