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最近的七年中，我在伊斯坦布尔被转手了五百六十次，没有一个家庭、商店、市场、市集、清真寺、教堂或犹太会堂没有进去过。当我四处流浪时，听过各种与我有关的谣言、传说、谎话，数量之多远超过了我的想像。人们不停地往我身上安各种名分：我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是无情的；我是盲目的；甚至连我自己都爱上了钱；很遗憾，这个世界是建立在我之上的；我可以买所有的一切；我是肮脏的、低俗的、下贱的。那些知道我是伪币的人，甚至会更加生气地对我说些更为糟糕的话。当我真实的价值贬值时，隐含的价值反而升高了。不过，尽管有这些无情的隐义和无知的诽谤，我却看到绝大多数人是从心底里真正喜欢我。我想，在这个没有爱的年代，如此发自内心的甚至是洋溢在外的喜爱实在该让我们感到高兴。

我一条街道一条街道、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过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个角落。我看过各种人，从犹太人到阿布哈兹人，从阿拉伯人到明格里亚人，我认识了每一个人的手。有一次我在一位埃迪尔奈传道士的钱包里，跟着他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玛尼沙。半路上，我们不巧遇到了劫匪。他们其中一人大叫：“要钱还是要命！”恐慌中，这位倒霉的传道士把我们藏进了他的屁眼。这个地方比喜欢吃大蒜的人的嘴巴还要臭、还要不舒服。然而很快一切就变得更糟糕了，因为强盗们没有喊“要钱还是要命”，而是大喊：“要贞操还是要命！”他们排成一列，一个一个轮流上他。我们被塞在那个小小的洞里所承受的痛苦，我就不跟你们提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喜欢离开伊斯坦布尔。

我在伊斯坦布尔广受欢迎。年轻女孩们把我当作她们的梦中情人般亲吻；她们把我藏在丝绒钱包里，藏在枕头下、硕大的乳房间，以及她们的内衣里；她们甚至会在睡梦中抚摸我，看看我还在不在那儿。我曾经被收藏在公共澡堂的火炉边、在靴子里、在一间香喷喷麝香店的一只小瓶子瓶底，以及一个厨师拿来装扁豆的麻袋中的小暗袋里。我游遍伊斯坦布尔，被塞在骆驼皮做成的皮带里、埃及格子布裁制的外套内里、鞋子内里的厚布料间，以及五颜六色的灯笼裤的暗角落里。钟表匠大师佩特罗把我藏在一只老爷钟的秘密隔间里，一位希腊杂货商则直接把我塞进羊奶酪中。人们用厚布把我与珠宝、印章、钥匙一起包起来，收藏在烟囱里、火炉中、窗台下、粗茅草垫里、大立柜和箱子的暗格中。我知道有些父亲经常从餐桌上起身，过来看看我是否还呆在原位；有些女人莫名其妙地把我当糖果吸吮；小孩子闻着闻着就把我塞进鼻孔；而一条腿已经跨进棺材的老人们，如果一天不把我从羊皮钱包里拿出来看七次，就会辗转难眠。曾经一个有洁癖的切尔卡西亚女人，一整天下来打扫完屋子后，会把我们从钱包里拿出来，用一把木刷子刷洗我们。我记得有一个独眼兑币商，总是把我们一枚枚叠起来，搭成塔形；一位身上散发牵牛花香味的搬运工，常常和家人一起，像在观赏一片美景似地望着我们；还有那位已经离开人世的镀金师——不需要说出他的名字了——晚上没事会用我们排列出各种图案。我曾经搭乘红木小船旅行，还进出过苏丹的宫殿。我曾藏匿在赫拉特制造的书本里、在散发玫瑰香气的鞋跟里，以及驮鞍的盖布中。我看过成千上百只手：脏的、毛的、肥的、油的、抖的，还有老的。我身上沾染上了各种气味：鸦片窟的、蜡烛制造厂的、鲭花鱼干的，还有所有伊斯坦布尔的汗味。经历过这么多刺激和纷乱后，有一个卑贱的小偷在黑夜里割断了受害者的喉咙，把我扔进他的皮包。等他回到自己邪恶的屋子，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口水，怒骂道：“去死，全都是为了你。”我觉得好伤心，真希望自己马上消失不见。

不过，如果我不存在的话，便没有人能够区别好画家与烂画家，这将造成细密画家间的彼此互相残杀。所以，我没有消失，而跳进一位最聪明、最天才的细密画家的钱包里，一路来到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