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在那时是法定的招呼形式。不久前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现在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在这儿散步了么，女公民？”

“你看见的，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手势特别多（他以前干过补路工）。他望了望监狱，用手指了指，叉开十个指头放到脸前，代表铁栏杆，装出窥看的滑稽样子。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脑袋掉下来了！”

他说着话，木柴掉了下来，他把它扔到篮子里。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断头台的参孙。又看这儿！噜，噜，噜；噜，噜，噜！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唧咕，唧咕；噼咕，噼咕！小孩脑袋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段木柴扔进篮子，露西打了个寒颤。要想在锯木工工作时到那儿去而不被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为了取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说话，还常常给他点酒钱，他也立即收下。

这人好管闲事，有时在她凝望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心儿飞向丈夫而忘了那人时，她会立即回过神来，却见那人一条腿跪在长凳上望着她，手中忘了拉锯。“可这不关我的事！”那时他又往往说，马上又拉起锯来。

无论在什么天气——在冬天的霜雪里，春天的寒风里，夏天炙热的阳光里，秋天绵绵的细雨里，然后又是冬天的霜雪里，露西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两小时，每天离开时都要亲吻监狱的墙壁。她去六次，她的丈夫也许能看到她一次（她的父亲这样告诉她），有时也可能连续两天都能看到，有时也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看不到。只要他有机会看见她，而且碰巧果然看见那一种可能性她情愿一周七天，每天去站一整天。

这样的活动又把她带到了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在恐怖之中昂首阔步地走着。一个微雪的下午，她来到她总要去的角落。那是一个疯狂的喜庆日子。她来时见到房屋点缀了刺刀，刺刀顶上点缀了红便帽，屋上还挂着三色彩带，还有标准的口号（字母也常用三个颜色书写）：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锯木工那可怜的铺面太小，整个门面也塞不下这条标语。不过他还是找了个人给他歪歪扭扭涂上了，写到“死亡”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他在屋顶插了枪和便帽，那是好公民必办的事。他还把锯子摆在一个窗户里，标上“小圣徒断头台”，那时那伟大锋利的女性正受到普遍的崇敬。劈柴店关了门，主人也不在，露西一个人。她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