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那段时期里，塔鲁的日记内容就逐渐集中到科塔尔的身上。塔鲁曾试图在日记中如实地、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反映出科塔尔告诉他的种种想法和对事物的看法。这篇题为“关于科塔尔和鼠疫的关系”的记录占了笔记本好几页纸，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它的要点。塔鲁对这位靠年金生活的小矮个儿的总印象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是一个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心情显得越来越愉快。他对事态的发展并无不满，在塔鲁面前，他有时会用这类话来表达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当然，情况仍不见好转，不过至少大家是同舟共济的。”

“当然，”塔鲁补充着写道，“他同别人一样，受到鼠疫的威胁，但好就好在他是和大家共患难的。其次，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会染上鼠疫。他似乎是靠着这样一种想法在过日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倒是一种并不愚蠢的想法：当一个人遭到某种严重疾病或者某种深重的忧虑折磨时，他就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疾病或忧虑。他曾对我说过：‘您可曾注意到，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害上所有的病的。假设您患有重病或者某种不治之症：严重的癌症或肺结核，您就决不会被鼠疫或斑疹伤寒所侵袭，决不可能。而且这方面的效果比上述的还要大得多，因为您决不会看到过一个癌症患者死于车祸。’这种想法，暂且不问正确与否，倒使得科塔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怕把他跟别人隔离开来。他宁可和大家一起被围困起来，而不愿做单身囚徒。鼠疫一来，什么秘密调查啊，档案啊，卡片啊，密令啊，迫在眉睫的逮捕啊，全都谈不上了。说得确切些，那就是警察局也罢，旧的或新的罪行也罢，罪犯也罢，全都化为乌有厂，只有被鼠疫‘判了刑’的人在等待着它的完全独断独行的恩赦，而在这些人中间就有警务人员。”因此，根据塔鲁的解释，科塔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这种宽容、体贴而又满意的态度去看待市民们忧虑和惊慌失措的表现，他那副神情仿佛在说：“你们尽管讲吧，反正这种事我比你们领教得早。”

“我曾经告诉他——但也是白说——要使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就是要做到问心无愧。他带着恶意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么，照您这么说，人与人就决不能相处(口罗)。’他接着又说：‘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我跟您说，使人们团聚在一起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把鼠疫带到他们中间去。您还是看看您周围的情况吧。’其实，我懂得他想讲什么，我也明白今天的生活对他说来是多么舒适。旁人对事物的某些反应有时正好和他相同，他当然不会不看到：人人都企图使大家跟自己在一起；有时候热心地给迷途者指路，可是有时候却显得很不耐烦；人们争先恐后地拥进豪华的饭店，乐滋滋地呆在那里久久不去；每天，闹哄哄的人群，站在电影院门口排队，把所有的剧场和舞厅都挤得满满的，像奔腾而来的潮水一样拥人公共场所；人们怕与别人进行任何接触，但对人类的热情的渴望却又驱使男男女女相互接近，肩摩肘接。显然，科塔尔对这一切早就领教过了。不过对女人除外，因为凭他的那副嘴脸……我猜想当他需要找妓女时，为了避免造成恶劣印象而害了自己，他就自我克制。

“总之，鼠疫对他有好处。鼠疫使这个不甘孤独的人成了它的同谋者。是的，很明显，是一个同谋者，而且是一个乐此不疲的同谋者。他赞许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些惶惶不安的人的迷信、莫名其妙的恐惧、易于冲动的脾气；他们力避谈及鼠疫、却又不停地谈及鼠疫的怪癖；他们从得知这种病是以头痛开始的这一天起，一发觉有点头痛就心惊胆战、面无人色的表现；还有他们一触即发的脾气和反复无常的心理——这使他们会把别人的遗忘看作是冒犯，或者会因丢失一粒裤子纽扣而伤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