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就是这些明显的事实和担心害怕的心情使我们的市民经常处于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关于这方面，笔者深感遗憾没有什么真正引人注目的事可报道，如某个鼓舞人心的英雄人物或某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老故事中屡见不鲜的例子那样。这是因为没有比一场灾难更缺乏戏剧性的东西了，而且大的灾祸，由于时间拖得很久，往往是非常单调的。根据亲易经历过的人们的回忆，鼠疫的可怖的日子并不像烧个不尽的残忍的大火，而却像一种永不停止的践踏，其势所至，一切都被踩得粉碎。

不，鼠疫和在瘟疫开始时期久久盘踞在里厄医生头脑中的惊心动魄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一开始，鼠疫是通过一套谨慎小心、运行有效、无可指摘的行政措施表现出来的。顺便加上一句：笔者为了不歪曲任何事实也不违背他个人的想法，尽力做到客观。他不愿通过艺术加工使任何东西失去真实，除了不得已为了使故事有些连贯性时才这样做。正是出于客观的要求，他才说：这段时期中最普遍、最深重的痛苦固然是别离，而且完全有必要把鼠疫的这一阶段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重新描绘一遍，可是也得承认这种痛苦本身已失去了它的悲怆性。

市民们，或是退一步说，那些被相思之苦纠缠得最深的人能否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说他们能够适应，那大概是不完全正确的。恐怕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正在尝“魂销形瘦”之苦。鼠疫开始发生时，他们清晰地回忆得起失去的人儿，苦苦思念。然而尽管对对方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尽管对心上人幸福高兴的某一时日丝毫不忘，他们却想象不出就在他们思念的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究竟在做些什么。总之，记忆有余，想象不足。到了鼠疫的第二阶段，连记忆也已消失。并不是说他们忘了心上人的脸容，而是——其实结果也差不多——失去了心上人的肉体，他们在自己身体内部感觉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在最初几个星期中，令他们怨恨的是怀中与之温存的人只是个影儿，接下来的感觉是这个影儿愈来愈没有血肉了，连记忆中的一丝颜色也已褪个干净。待到分别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已无法想象过去亲身体验过的卿卿我我的生活，甚至连过去曾有过一个生活在一起、随时可用手触摸到的人儿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议起来。

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已进入鼠疫的境界，这境界越是平淡无奇，对他们的影响也越大。没有一个人还有什么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样平凡单调。“该是收场的时候了，”市民们都这样说。这样说的原因，一方面是疫病横行时盼望共同的苦难快点结束是很正常的事，另一方面是事实上他们也真是这样盼望着的。但讲这句话时，初期的冲动和怨气已没有了，只是脑筋还算清楚，但已脆弱无力。开始几周内的野性十足的冲动已为一种沮丧情绪所代替，这种状态如果当作是逆来顺受当然不对，但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暂时的认可。

我们的市民们已不再违抗，他们像人们所说的，已适应环境，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当然他们带着一副痛苦不幸的姿态，但已感觉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医生，就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不幸，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往这些别离者还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们的痛苦中还存在一线光明，现在连这一线光明也已消失。他们呆在路角上，咖啡馆中，或是朋友家里，静悄悄的，心不在焉，眼里带着如此厌倦的神情，以致整座城市有了这样一群人在里面就像一间候车室。有工作的人干起活来也和鼠疫的步态一样：小心翼翼而又不露声色。每个人都变得不骄不躁。别离者谈到不在眼前的人儿时，第一次不再快快不乐。他们用的是相同的语言，用对待有关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别离情况。在这以前，他们绝不同意将他们的苦恼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为一谈，现在也接受把它们掺在一起了。失去了对过去的回忆，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已置身于当前的现实之中。说实在的，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必须说上一句：鼠疫从大家身上带走了爱情，甚至友谊，因为爱情总得有一些未来的含义，但这时对大家来说，除了当下此刻，其余一无所有。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所有的别离者确实都会走上这条路，但到底是有早有晚的，而且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还会有瞬间的旧梦，短暂的回忆，霎时的清醒，为这些患相思病的人带来更痛苦、更敏感的旧创复发。有这么一些时刻，为了消闲解闷，他们会计划一番鼠疫结束后的生活。有时他们触景生情，会料想不到地受到一种莫名的嫉妒心理的刺伤。另一些人在一星期的某些日子里会突然振奋起来，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例如星期天或星期六下午，因为当亲人尚在身边时，这两天就是他们习惯地进行某些活动的日子。有时到了傍晚，一阵伤感攫住了心灵，向他们预示：往事又要在脑海里重现——当然也不一定准会如此。这傍晚时分对宗教信徒说来是反省的时候，但对囚徒和流放者说来，却是难受的当儿，因为他们除了空虚感之外别无可反省的内容。在这个时刻里，他们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但不一会儿，又回到精神麻痹的境地，重新置身于鼠疫的囹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