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摘下他的学生帽，说：“各位先生，您们好。请问还有空位子吗？”当然还有空位子。车上坐着一位胖太太，她把左脚的鞋脱了下来，因为鞋有点挤脚。在她旁边坐着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呼吸时声音大得吓人。听完埃米尔问话以后，胖太太就对这位先生说：“这么有礼貌的孩子今天可真少见呀。想起我小时候，天哪，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她一面说看，一面在袜子里有节奏地来回活动着那几个挤伤了的左脚趾，埃米尔觉得挺有意思，两个眼睛一直盯着看。那位先生听完胖太太的话以后，呼哧呼哧地勉强点了点头。

埃米尔早就知道，有些人总是这样说：天哪，从前什么都比现在好。所以每当有人说起，从前空气都比现在有益健康啦，或者牛的脑袋都比现在大之类的话时，他根本不去注意听。因为这些话大多数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说这些话的人不过是些爱发牢骚的人，因为要说的话不说出来，心里就不痛快。

埃米尔摸了摸右边的上衣口袋，听到信封有响声才放了心。同行的旅客看上去都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并不象是强盗或者杀人犯。在那位呼哧呼哧地喘大气的先生旁边坐着一位太太，正在用钩针钩围巾。紧挨着埃米尔，靠窗坐着一位戴礼帽的先生，他在看报。

突然，戴礼帽的人把报纸放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递给了埃米尔，并说：“喂，小伙子，吃一块吧。”

“我就不客气了，”埃米尔说完就接过了巧克力。事后他才赶忙脱下帽子，鞠了个躬说：“我叫埃米尔蒂施拜因。”

旅伴们都笑了。而那位先生却一本正经地掀掀礼帽，说：“认识你，很高兴。我叫格龙德。”

接着，左脚脱掉了鞋的那位胖太太问埃米尔：“新城那位卖布的库尔茨先生还活着吗？”

“是的，他还活着，”埃米尔告诉她。“您认识他？他现在把开铺子的那块地皮也买下来了。”

“噢，那么请你告诉他，大格吕猫的雅各布太太向他问好。”

“可是我现在是上柏林去呀。”

“等你回来再告诉他也不晚，”雅各布太太说着，又在活动她那脚趾头了，她笑得连帽子都滑到脸上去了。

“噢，噢，你是上柏林去吗？”格龙德问道。

“是的，我姥姥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卖花亭那儿等我，”埃米尔一边回答，一边又摸了摸上衣口袋。里面的信封沙沙作响，谢天谢地，钱还在呢。

“你认识柏林那地方吗？”

“不认识。”

“唉呀，你到了那儿一定会吃惊的！柏林最近又造了许多房子，有一百层楼那么高的，人们不得不把房顶绑在天上，要不然就给风吹跑了。如果谁有点特别紧急的事，要到市区的另一个地方去，那就赶快到邮局去，邮局把他装进一个箱子里，再把箱子装在一个管于里，就跟管道邮政信件那样，管子里的空气一压，就把他压到所要去的那个区的邮局里了。……谁要是没有钱，就到银行去，把他的脑子押在那儿，他就可以得到一千马克。人要是没有脑子，就只能活两天；如果还给银行一千二百马克，就可以赎回他的脑子了。现在已经有人发明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您的脑子大概也押在银行里了吧，”气喘吁吁的那位先生对戴礼帽的先生说，说完又补充一句：“别胡说八道了！”

胖太太雅各布吓得脚趾头也不动了。钩围巾的太太也停下了手里的活。

埃米尔不自然地笑了笑，两位先生争论了好长时间。埃米尔想：反正跟我没有关系，不管你们怎么说！尽管刚刚吃过午饭，他还是把那包香肠面包片打开了。当他吃第三块时，火车在一个大站上停车了。埃米尔既看不见站牌，也听不清售票员在窗前喊些什么。几乎所有的乘客都下车了；呼哧呼哧喘气的先生，钩围巾的女人，还有雅各布太太也都下去了。雅各布太太因为没扣好鞋带，差点误了下车。

“替我向库尔茨先生问好啊，”她又说了一遍。埃米尔点点头。

现在车厢里就剩下埃米尔和那位戴礼帽的先生了。埃米尔心里有点不大高兴。一个男人一会儿给小孩吃巧克力，一会儿又给小孩讲些乱七八糟的事，他准不是什么好人。埃米尔想再去摸摸信封，把钱换个地方，但是他又不敢这样做。等车开动以后，他就跑到厕所里去，从口袋里掏出信封，数了数钱——一分也不差——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一点主意也没有。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衣领上找到一根别针，先用别针扎透了信封和三张票子，然后别在衣服里子上。也就是说，他把钱用针钉住了。他想，这回可万无一失了。

弄好以后，他又回到车厢里。

格龙德先生舒舒服服地靠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埃米尔很高兴，用不着和他聊天了。他向窗外望去，只见树木、风车、田野、工厂、牛群，还有那向火车招手的农民都在车窗外掠过。你看，这右多美啊！一切都在面前飞转，就象在留声机唱片上一样。但是，谁也不能连续几个钟头老是盯着窗外看呀。

格龙德先生一直睡着，还有点打呼噜。埃米尔真想起来走走，可是那样会把别人弄醒：埃米尔是绝对不愿意这样做的。于是他就靠在格龙德对面的一个角落里，仔细打量着这个睡觉的人。为什么这个人总是戴着帽子呢？他的脸又瘦又长，有两撇非常细的黑胡子，嘴角上有很多皱纹，两只耳朵薄薄的，还离得挺远。

突然，埃米尔浑身一哆嗦，吓了一跳。他差点睡着了！无论如何他是不能睡着的。要是有什么人上车那该多好啊！火车停过好几次，可就是没有人上来。现在才四点钟，埃米尔还得坐两个多小时呢。为了提提神，他掐掐自己的腿。在学校里，布雷姆先生上历史课的时候，用这个办法还挺管用的。

又过了一会儿。埃米尔脑子里想着波尼现在的模样。但是他根本想不出来她的脸是什么样子。他记得，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就是那年姥姥和玛尔塔姨妈带着波尼到新城来的时候——波尼还想跟他比拳呢。他当然是拒绝了，因为波尼不过是个次最轻量级的，而他自己至少是个次重量级的。当时他对波尼说，他俩比拳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从下边给她下巴来一拳的活，准保打得她贴在墙上下不来。而波尼还是吵着要比，直到玛尔塔姨妈出来干涉，她才罢休。

“啪”一声！他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大概是又睡着了吧？他把自己的腿掐了又掐，肯定掐得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尽管这样，还是不管用。

他又试着数纽扣。先是从上往下数，再从下往上数。从上往下数是二十三个扣子，从下往上数就成了二十四个了。埃米尔向后靠了靠，心想，这是怎么搞的？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