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南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

那时候，在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女若羌、且末、于阗、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温宿、姑墨，疏勒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8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它们多数从事农业，少数以游牧为生，在邻国有“寄田”。这些地方出产五谷，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首蓓。在张骞通西域前，这里受匈奴贵族役属，在焉耆等国设有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但是，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着名的“行国”，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一再打败后，刚迁到这里不久。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

这时，汉朝日趋强盛，正在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

“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张骞，汉中成固人，性格坚毅，办事灵活而又信实。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做妻，且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一天，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路上遇不到人烟时，就打鸟兽充饥，越过葱岭，到了大宛。

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至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前后13年，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正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赛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谈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着名战略。同时，张赛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都得到汉武帝的支持。

张赛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说乌孙王东返，又未成功，乃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不宜、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汉朝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2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张骞通西域后，汉族和西域各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日趋密切。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着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传，对促国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