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德和陶斯坦占用竹屋的一角,安置无线电。在竹屋下的横梁中间,我们紧拴着八口箱子。两口是为放科学仪器和照相胶卷用的。其余的六口,我们每人一口,只要箱子里装得下,谁爱带多少私产都可以。艾立克带了几卷绘图纸和一把六弦琴,箱子里太满了,只得把他的袜子放在陶斯坦的箱子里。班德的箱子,找了四个海员才搬上筏。他什么都不带,只带书,居然在箱子里设法塞了七十三本关于社会学和人种学的著作。我们在箱子上面铺了细竹编的竹席和睡觉用的草垫。于是我们准备出发了。
1947年4月27日,木筏上升起了挪威国旗。在桅尖的帆桁上,飘动着曾给这次远航实际帮助的外国的国旗。码头上挤满了人,都想看看这只怪东西的命名仪式。其中有不少人的肤色和面貌轮廓,表明了他们的祖先坐这种筏木木筏沿海航行过。但是也有从前西班牙人的后裔,为首的是秘鲁海军和政府的代表。此外还有美国、英国、法国、阿根廷和古巴的大使,英国太平洋殖民地的前任总督,瑞典和比利时公使,以及我们的朋友,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当地很少的几个挪威侨民。记者成群,电影摄影机拍个不休。大概除了一个军乐队和一面大鼓之外,什么都齐全了。有一件事是我们大家都认识清楚的—如果木筏出了港口散开了,那我们情愿每人抱一根木料,拍打到波利尼西亚去,总比老脸厚皮回到这里来好些。
格特伏特,远航队的秘书和大陆上的联系人,准备用一只装了牛奶的椰子来为木筏命名,这一方面是由于要和石器时代协调,另一方面是由于那瓶香槟,出于误会,装在陶斯坦的私人木箱底层了。我们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朋友们宣告,这只木筏将以印加伟大的先驱者的姓名来命名:他就是太阳之王——1500年前由秘鲁航海西行失踪而又在波利尼西亚出现的。格特伏特便宣布命名木筏为“康提基”。她拿起椰子(预先砸好的)向筏头掷去,用力很猛,牛奶和椰子的碎末,都飞到恭恭敬敬站在四周的人的头发上去了。
接着,用竹子捆成的帆桁拉起来了,帆展开了。帆的中心,是我们的美术家艾立克用红笔描绘的、带胡子的康提基头像。在荒废了的提华纳科城中,有一尊用红石雕刻的这位太阳之王的像。这张画,是完全按照这石像的头部画成的。
我们在启程前,都去晋见总统,向他告别,然后我们都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