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7 时。

武昌新军起义了。当天晚上，武汉三镇城头就变换了旗帜，那面被洋人讥讽的“病蛇旗”（黄龙戏珠旗）拉掉了。

革命终于使古老神州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国从此永远结束了帝制。谁想做皇帝谁就倒霉，皇帝野心家成为过街老鼠，他在哪里出现，就在那里挨骂挨打，袁世凯、溥仪复辟无不作如是观。

武昌起义，横扫千军。清朝镇守武昌的大官小官纷纷逃窜，这时有一个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旅长）叫黎元洪的。也从他所隶属的第四十一标（团）第三营营房中逃跑。他深怕起义士兵追踪前来，拿他问罪，不敢藏匿家宅，就换了一身便衣东躲西藏，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武昌新军起义成功了。那么由谁出面主持起义者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呢！因为起义来得仓促，来不及和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政府要建立，起义的新军还需要巩固和扩大战果。翌日下午，当起义士兵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要推出鄂军大都督时，立宪派的花言巧语，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得分路寻找。经过转辗周折，这位面团团的黎协统总算找到了，当得悉起义士兵用意是要推举他出任对抗大清王朝的革命军大都督时，浑身紧张，汗流浃背，坚决表示不干此“叛逆事”。后来经起义士兵强行逼迫，再加上大气候已开始逐渐走向有利于革命的一方，才勉为其难。但这位黎都督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发噱：要他剪去辫子，他却痛哭流涕，迟迟拒绝将盘在头顶心的猪尾巴割掉。就任都督时，他在公众场合

作献辞，却又是一副狼狈相，说了半句“元洪不德”就哑口无语了。其实也不奇怪，须知他本是清军巡防营的一个高级军官，在武昌起义当天晚上，还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派来联络的代表，要他一夜之后，转变立场，讲革命话做革命事，岂非咄咄怪事。这种行为和心态，在时人看来，倒也滑稽有趣，于是乎，关于他当都督前逃匿和寻找之事，被人们奔走相告，加之印刷出版事业兴起，于是出现了不同之说。

最有传播力的是“床下都督”说。说是黎元洪在起义爆发时，就躲在幕僚家，见到有士兵前来寻找，以为是逮捕他审讯，吓得躲到床下去。后来经人们东哄西说，好不容易才从床下拉出来，就此获得了“床下都督”雅号。

此说见于当时参与者记，“先是二十日天明时，李君翊东取军械出，见黎元洪与其执事官王安澜被兵士多人围于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挟至此者。或谓自黎之某参谋家挟至此者。”（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此说颇见风行。笔者在建国初期见有叶蠖生等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采用这种说法。近年，此说仍有延袭，“据说，黎元洪是藏在床底下，被马恭拖了出来的”（黎东方《细说民国》）。这当然有些传奇色彩，盖以中华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却还未曾有过一个从床下捉将出来的而又被捧为全军统帅的。因此，多书对此质疑。早在1950年，彭明在以“床下都督黎元洪”作题时，即有旁注说：“黎元洪从床下被拉出来当都督，这是流行极广的说法”，“真相如何，尚待多方查考。为了避免以讹传讹，特记于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故事》上册）。

据彭明说，当时黎元洪躲匿，起义士兵群起搜寻，“结果在一个缝衣厂里拖了出来。当时他穿着借来的蓝呢袍、青马褂，又短又小，狼狈异常。起义的人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拔腿就跑，到处躲藏，起义的人跟着追，后来终于又把他从一个楼梯下面放灯油的地方拉出来。”（同上）此处虽排除躲匿床下说，但还是说他是被捉出来当都督的。

但是，通常史家所述，还是据章裕昆《文学社运动纪实》，在起义者成立湖北军政府，要推举一个有名望的人当都督时，就推选了黎元洪，“拥黎议决后，阙龙等即赴混成协司令部觅黎不见，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在内默坐，阙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后营门，旋又出，疾行至黄土坡，复绕道至楚望台。”作者系文学社成员，直接参与起义，且耳闻其事始末，因有所记。对此胡祖舜^[shùn]也说，“工程营汤启发率支队巡中和门前后一带，见有人负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启发等疑为盗窃，叱止之，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为黎协统之伙夫，再三盘诘，复知黎走避黄土坡其参谋黄文吉家，遂跟踪前往，见黎与执事官王安澜等坐谈，启发遂请其往楚望台与吴兆鳞相见，王安澜亦随之去”（《六十谈往》），此处黄文吉家，当作刘文吉家者，系误植，与此雷同说，有《革命真史》，称，“马恭、程正瀛报告吴兆麟称，黎元洪在城内，有黎之护兵可证，旋由护兵引程、马至黄土坡刘文吉家，挟黎至楚望台，后由吴派马护送至咨议局”。

此种说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说，他不久写信给奉命讨伐的清军水师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师萨镇冰，“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军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内，当执索获，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凡此诸说，均无有“床下”捉拿事，且叙事平平。此中将黎元洪被寻获时的尴尬相全抹去了。对此，胡祖舜所说较为翔实：黎之马弁忽肩负皮箱二口，由此跟踪，知黎匿居其参谋黄土坡刘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计”，坚决

拒绝。最后，“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武昌开国实录》）作者参与武昌起义，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此处虽有为尊者讳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态：被动、胆怯而又顽固、自愎。黎元洪“床下都督”说，是传说、误称或是另有张本，因避讳而抹去此中痕迹，诸说不一。信之者说有，不信者道无，看来都可为史家选用，它还得保持下去。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