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姜尚，《竹书纪年。帝系名号归一图》又称他：师尚父、太公望、齐太公、吕尚、臧丈人、吕牙、吕望、吕消、子牙。他协助武王伐纣，出色地指挥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牧野大战，毛泽东同志肯定这场战争为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见《别了，司徒雷登》）。他的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连孙武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孙子兵法。用间》说：“昔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意思是说周的兴盛强大，正是吕牙辅佐的结果。关于姜尚的身世、遭遇、武功，先秦的许多古籍记载很多，但多是扑朔迷离，使人难辨是非。屈原在《天问》里就提出“师望在肆昌何识”的疑问。比如，他究竟是哪里人呢？《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吕氏春秋》说他是“东夷之士”；《战国策》说他是“齐之逐夫”，真是越说越糊涂。1983年9 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同志陪同日本东京一个杂志社的外宾，专程到河南汲县访问太公的故里。因为己故日本作家幸田露伴写了一本书，说“汲县是太公的故乡”。

关于姜太公是“汲县人”的说法，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会稽太守杜宣和河内郡汲县令崔瑗。《水经注》载：“汲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其次，《汲冢书》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战国时，汲县属魏国汲邑。根据《晋书。束晰传》记载，西晋太康二年（或言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读音否彪）在城西南15里汲城村盗发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皆漆书蝌蚪字。所记始黄帝终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 年）史事，是襄王未卒之时，魏国史臣纂录古志及其国书，以供襄王检阅而传世的，故而称为魏国的《史记》。这些竹简书，世传为《汲冢书》。司马迁写《史记》在公元前104 年，《汲冢书》出土在公元281 年。已经埋藏了五六百年的《汲冢书》载有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说，当较司马迁之“东海上人”之说早近二百年。因此，《汲冢书》出土的第九年，即太康十年（公元289 年），汲令卢无忌立碑铭录了“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一说。详细情况见《金石萃编》卷二十五《齐太公吕望表》。此碑原置于汲县太公庙内，现碑刻已毁，仅存拓片可以佐证。

到了宋代，著名学者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中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当时汲县属河内郡）清代经学大师武亿在《金石三跋》中，对太公的桑梓故里也断言：“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耳。”《卫辉府志》卷二十七云：“周太公望吕尚汲人。”其他，《汲县志》和《汲县今志》均有相似的记述。历史上，可能一些人混淆了太公的故里和游寓，才造成了误差。《战国策。秦策五》里的姚贾说太公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棘津之雠（售）不庸“。意思是说，太公事文王之前，曾经是被商朝战败的一个部落的首领，是朝歌（今河南淇县）无用的屠夫，棘津人，得不到任用。”棘津“，《读史方舆纪要》载：”在汲县南七里。“太公不被殷商所用，他只好宰牛，给人家当伙计。当他听到西伯的政德以后，便高兴地”辞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兴矣“。（《路史。太公舟人说》）太公离开自己的故乡，西至陕西渭水渔钓。在渭水边，与西伯文王一见如故，后为文王所用。《考订竹书纪年。殷商纪》说：”（文王）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毕得吕尚以为师。“

有鉴于此，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齐太公世家》时，以历史的科学态度，不囿于自己的一说，而是博采众闻，指出了几种可能性，在文内特别加了两段“或曰”的话：“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这些话，与《孟子。离娄》、《尚书。大传》二书中所云：太公是为了避纣而“迁居”东海的说法颇为一致。所谓太公是“东海上人”，显然，那是流寓到东海上了，很可能汲县才是他的真正故乡。汲县至今尚有太公庙、太公祠、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另有东汉崔瑗《太公庙碑》、西晋卢无忌《齐太公吕望表》碑、北魏武定年间穆子容《重修太公庙碑》等文物，这些碑刻均有“太公汲邑人”的记述。

可是，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并不苟同此说，元好问的弟子、元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恽（号秋涧），在《秋涧先生大全集》中说，太公为汲县之冠冕，“不免流于附会而已”。显然，不同意汲县是太公的故里。清朝著

名考据家阎若璩在所著《四书释地续》中也称：“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而《博物志。注》与阎氏之说吻合：“海曲县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吕，即莒，今为山东沂州之地。《太平寰宇记》二十三卷《沂州》说：“领临沂、沂水、费县、承县、新泰，东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七十五里。”所涉史志，均无太公的记述。

然而，王恽和阎若璩的论据从目前国内的有关文献还查不到丝毫的线索。因此，“海曲”之说（即“东吕乡”之说）遭到了清朝著名学者武亿的批驳。武亿在《金石三跋》金石一跋、卷之第三《晋卢无忌建大公表》中进一步阐述：“考之《四书释地》，以后汉琅玡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云，太公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则当日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余谓不然。

《水经注》言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于汲，旧居犹存。杜宣所征去古未远，当得其实，而太公既居是土，追近朝歌之墟，不堪其困，然后避居于东，则汲固其邑里，海曲乃流寓耳。碑溯其始，而阎氏所著《四书释地续》辄诋为误，不亦甚钦！“所以，《孟子。尽心》说：”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说明东海之地是太公避纣的”游寓“。汲县究竟是不是太公的故乡？有待进一步考证。

（耿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