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道静宇宙中无奇不有，人世间诸事可究。问题在于处身中间的万物之灵——人，是否敢于从一尊之说、权威之见、习惯认识中摆脱出来，改变角度转换脑筋，提出一个更为接近事物本源真相的说法。当然，要这么去做，要有满肚子的学问、过人的胆识，更要有一追到底的探究精神，谈到此点，今人往往会诉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假设、达尔文的人类起源于猿的假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假定。当初，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在提出假设、假说、假定时，曾遭到时人的唾弃，甚至残酷迫害，但他们对事物的本源的探究，对事情真相的诠释，是对真理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一度被人认为旁门左道、离经叛道的“邪说”，终于被确认是有道理的，是接近了事物本源或事情真相的，从而点化了千千万万人意识中原有的认定。西方社会正是藉着此种精神冲出中世纪，进而又跨入后工业化时代的。

长期囿于固有之见，习惯于人云亦云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全封闭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受到冲决，种种人为的藩篱和禁区也在被撤除，人们的思想也空前地活跃起来，中国大地又一次出现了勃勃生机。顺应时代的潮流，《文汇报。学林》主编施宣圆同志开设了“中国文化之谜”的专栏，致力于汇集成书的繁忙工作。对于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不禁使我想到这么一则传说。

在公元2 至3 世纪时，印度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佛教哲学家、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据说，凡是有学人、高僧造访、请教，龙树从不开口，只出示一钵清水，含笑相待。这令前往造访、请教的学人、高僧顿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龙树在打的什么哑谜，只得悻悻退去。一天，有位名叫提婆大德的僧徒也慕名前往求教。提婆一见钵水无法见底，就从怀里取出一根小针投放钵水之中。龙树见后，含笑点首，将提婆收为门徒，以后在其即将涅槃之时，又将衣钵传给了他。龙树为何如此器重提婆？这是因为提婆面对不能见底的一钵清水，知道龙树在暗示他：佛法的神通清澈广大，佛学的涵义深不可测。提婆在钵水中爽爽快快地投入一枚小针，即令钵水的深浅也显现了出来，表明自己要用一针见底的追求穷源竟委！

我之所以要扯出这么一则传说，是觉得《文汇报。学林》把“中国文化之谜”作为钵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小针的求索稿件，一则活跃了学术空气，二则促使有识之士在改变角度、转换脑筋，提出新的认识中，有了施展才能的活动舞台，以使多彩多姿的中国文化从书本走向民间。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建的，不仅独具一格，且著称于世。它的巨大生命策略，正在其不拘于一孔之见，不定于一说之论，而显得耀眼夺目，又使其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成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而卓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在一次诗兴大发时，吟诵出这样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似平整整一部中国文化史，被他就这么潇洒地用简简单单的十个方块字说完道尽了。偏偏有人要问：人事是如何代谢的，古今又是怎样往来的？这一同，使人看到潇洒的另一面恰恰是纷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面求索。”这是诗人对历史发出的咏叹；“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这是智者对历史提出的要求；

“事因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这是史家对历史的遗憾。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从深一层来思考，则正显示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胆识并不亚于西方人，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便把生命的意义看作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去开拓，去进取；同时也表明人们不再满足于精心编造的一切，而企望显露自己的胆识，在“事有难明于一时”之中察觉蛛丝马迹；在“鲁鱼帝虎”之类的以讹传讹中指陈谬误成因；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为偏差之间把握全局全貌。运用自己的智慧，坦露自己的胆识，“于不疑之处有疑”，摒弃假语村言的混淆，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激发自己以及后人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反过来又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施宣圆等主编的《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确实是一本提倡献疑精神的书。一提及此恐怕会引起一些读者望而却步，怕它过于繁冗的考据及艰深的勘误，弄得自己的兴味索然。其实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显然，主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力求使书中的每一个疑案“三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

兼顾，“二悟”（领悟中国文化的奥秘、省悟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同存，“一书”（内容翔实的可资参考的工具书特点）彰明，以适应各个层次的读者的需求。

通观《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知其分门别类，几乎涵盖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真可谓是一部万宝全书。如书中列有“有没有过尧^[yáo]舜^[shùn]禅让^{[shàn ràng]}”、“雍正皇帝是否改过遗诏”、“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之类的宫廷秘闻。尽管这些内容，过去的书本中都有过描述，或被编为剧本，多次搬上舞台演出；或被编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在扑朔迷离之中，撰写者能一一道来，最后c让你再去思索。又如“马谡该不该斩”、“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么”，“林则徐是病死还是被人毒死”之类的名人悬案，也常常是街头巷尾的谈话内容，撰写者则在提出可供参考的资料中，显出了披沙淘金的功力。另外如“《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全译本于何时初版”、“古代第一部兵书是何书”、“中国农民为什么嗜爱红色”、“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等等，撰写者既提出了更为接近事物本源或事情真相的说法，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总之，书中所列的疑案或换一种说法，类似“哥德巴哈的猜想”，都有前人探赜索隐、穷深致远的痕迹，也有后来者的释疑，都为今后好学深思者承继前人的研究作了铺垫。诚如上海社联名誉主席罗竹风同志所说的：《千古之谜》，“把广大读者领到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和新天地，由好奇而探索，从新的起点出发再进行更深的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是多作者撰写的，但施宣圆等主编注意了所写内容的知识面、段落安排的合理性、陈述文字的通俗度、疑案设置的巧妙点，使人拿到此书就想读，并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古训油然而生，往往开动脑筋，对其中某个疑案跃跃欲试，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这也正是此书不同凡响的地方。书中每个疑案均无人为定见束缚读者的思路，也无终极的宣判堵塞读者的研究，只有探索者留下的思索痕迹。每个试图“补苴罅漏，张皇幽吵”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在聆听良师的指点，或是在与益友切磋，然后可让智慧的常青藤再向上攀援，令胆识的向阳花吸取更多的阳光。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从《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中，读者将结识无数这样的人，并使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人，这种既讲耕耘，又促收获的做法，不啻将此书的品位在无形中提得更高。

处在市场经济开始形成中的中国，我深深地感到，人间要好书，并欣然认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就是一本提倡开创性思维的好书。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施宣圆的盛情邀请，写了此篇小文。我认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比之于提婆投入龙树钵水中小针所提倡的追求更为现实，更加实用，也更见智慧和胆识。它将培养出中国的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并使中国文化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更显光彩。

1992年10月（此文作者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