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面积土地精耕细作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的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的耕种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与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心于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来自然界有了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种类。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类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它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干其他情况下。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国的大城镇的街道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建设起的美丽景色受到了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一种由甲虫带来的疾病扫荡了榆树，如果掺杂混种使榆树与其他树种共存，那么甲虫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现代昆虫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对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原来生长的地方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的生态学家查理爱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态学》一书中对这个世界性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地描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大海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使生物发现它们自已已被限制在如同爱登所悦的“巨大的、独立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儿它们与同类的其他伙伴隔绝，它们发展出许多新的种属。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年以前，当这些陆块被重新连通的时候；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个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代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是永恒地随同植物一同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几乎20万种植物。在美国将近90种植物的昆虫敌人是意外地从国外进口带过来的，而且大部分就仿佛徒步旅行时常搭乘别人汽车的人一样乘植物而来。

在其故乡数目不断下降的这一天然敌人，在新的地区中，由于缺乏对它们的防治手段，一种入侵的植物或动物可能蓬勃发展起来。这样，我们最讨厌的昆虫是被传入的种类，这不是偶然的。

这些入侵，不管是天然发生的，还是仰仗人类帮忙而发生的，都好象是在无休止地进行。检疫和巨大的化学药物运动仅仅是买取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面临的情况，正如爱登博士所说的：“为了生和死，不仅仅需要寻找镇压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代之的是，我们需要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可以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许多必需的知识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在我们政府的机关里雇用他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象下雨似地喷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有许多办法可行，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巳陷入一个迫使我们接受低劣、有害的命运而失去意志和判断如何是好能力的迷惘之中？这种想法，用生态学家波斯帕特的话来说，就是：“理想化的生活象仅把头露出水面的鱼一样，在它自己环境恶化的容许限度上缓慢前进……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建在枯燥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完全是我们敌人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仅仅不是十分悲惨的世界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