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达尔文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为昆虫世界在适者生存理论上所表现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验证感到高兴和惊讶。在大力推行的化学喷撒的重压之下，昆虫种群中的弱者都被消灭掉了。现在，在许多地区和许多种类中，只有健壮的和适应能力强的昆虫才在反控制中活了下来。

近半个世纪以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AL麦兰德问了一个现在看来纯粹是修辞学上的问题：“昆虫是否能够逐渐变得对喷药有抵抗力？”如果当时给麦兰德的回答看来是不清楚或太慢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问题提出得太快了——他在1914年提出他的问题，而不是在四十年之后。在DDT时代之前，当时使用无机化学药物的规模在今天看起来是极为谨慎的，但已到处都引起了那些经过喷药后存活下来的昆虫的应变。麦兰德本人也陷入桑古斯介壳虫的困扰之中，他曾花费了几年时间用喷撒硫化石灰称心如意地控制住了这种虫子；然而后来，在华盛顿的克拉克斯顿地区这种昆虫变得很倔强——它们比在万那契和雅吉玛山谷果园中时更难被杀死。

突然地，在美国其他地区的这种介壳虫似乎都有了同样一个主意：在果园种植者们勤勉地、大方地喷撒硫化石灰的情况下，它们都不愿意再死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几千英亩优良果园已被现在这种对喷药无动于衷的昆虫毁灭了。

然而，在加利福尼亚，一个长期为人们所推崇的方法——用帆布帐篷将树罩起来，并用氢氰酸蒸汽熏这些树——在某些区域开始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这一问题被提到加利福尼亚柑桔试验站去研究，这一研究开始于1915年左右，并持续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虽然砷酸铅成功地对付鳕蛾已达四十年之久，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种蛾仍变成了一种有办法抵抗药物的昆虫。

不过，只有在DDT和它的各种同类出现之后才将世界引入了真正的抗药性时代。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点儿最简单昆虫知识或动物种群动力学知识，是不应对下述事实感到惊奇的，即大约在很少的几年中，一个令人不快的危险问题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虽然人们慢慢地都知道昆虫具有对抗化学物质的能力，但看来目前只有那些与带病昆虫打交道的人们才觉悟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虽然现实的困难是以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为依据，但大部分农业工作者还在高兴地希望发展新型的和毒性愈来愈强的化学药物。

人们为了认识昆虫抗药性现象曾付出了许多时间，但昆虫抗药性本身的产生却远远不要那么多时间。在1945年以前，仅知大约有十几种昆虫对DDT出现以前的某些杀虫剂逐渐产生了抗性。随着新的有机化学物质及其广泛应用的新方法的出现，抗药性开始急骤发展，于1960年达到了有137种昆虫已具有抗药性。没有一个人相信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在这个课题上现在已出版了不下1000篇技术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各地约300名科学家的赞助下，宣布“抗药性现在是对抗定向控制计划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一个著名的英国动物种群研究者卡尔斯艾尔通博士曾说过：“我们正在听到一个可能发展成为巨大崩溃的早期隆隆声”。

抗药性发展得如此之迅速，以致于有时在一个庆贺某些化学药物对一种昆虫控制成功的报告墨迹未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再发出另外一个修正报告了。例如在南非，牧年人长期为蓝扁虱所困扰，单在一个大牧场中每年就有600头牛因此玩去。多年来，这种扁虱已对砷喷剂产生了抗性。然后，又试用了六六六，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内一切看来都很令人满意。早在1949年发出的报告声称，抗砷的扁虱能够很容易地被这种新化学物质控制住。但第二年，一个宣布昆虫抗药性又向前发展了的悲哀通告不得不出版了。这一情况激起一个作家在1950年的《皮革商业回顾》中评论道：“象这样一些通过科学交流悄悄泄露出来的、只在对外书刊中占一个小小位置的新闻是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登出一个同新原子弹消息一样大的标题的，如果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完全为人们所了解的话”。

虽然昆虫抗性是一个与农业和林业有关的事，但在公共健康领域中也引起了极为严重的不安。各种昆虫和人类许多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阿诺菲来斯蚊可以把疟疾的单个细胞注射进入的血液中。其他一种蚊子可以传播黄热病。还有另外一些蚊子传染脑炎。家蝇并不叮人，然而却可以通过接触使痢疾杆菌沾污人类的食物，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起着传播眼疾的重要作用。疾病及其昆虫携带者(即带菌者)的名单中包括有传染斑疹伤寒的虱子，传播鼠疫的鼠蚤，传染非洲嗜睡病的萃苹蝇，传染各种发烧的扁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