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即晏婴、管仲，都是先秦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并不同时)。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夷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约221一约300年)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无此字：ocr）衣，诸君何为入我昆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访徨，咏左恩《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任诞》)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简傲》)

晋人盛赞大名士的体质美和精神美。嵇康(223-262年)"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说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说容止》)钟会(225-264年)所闻所见也许就是这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