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那男人和女人坐在他们前的台阶上，坐了一整天，一动也不动。他每隔一阵子就从前门的玻璃偷看他们一下。天黑了，他们还不走，他怀疑他们什么时候吃东西、睡觉、做其他的事情。黎明时，他们还坐在那儿，坐在那儿任凭日晒雨淋。起初，只有附近的邻居打电话来问：他们是谁？在那儿干什么？他不知道。后来，街那头的邻居也打电话来问？经过那儿看见他们的人都打电话来。他从未听过那对男女交谈。接着他开始接到来自市内各个角落的电话，有陌生人和市中的长辈、有专业人员和职员、收垃圾及其他社会工作的人，还有邮差，他每天都得绕过他们来送信，这时，他觉得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了。他要求他们离开。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坐着，看着，一派漠然。他说他要叫警察来。警察骂了他们一顿，向他们解释他们的权利范围，然后用警车把他们带走。早上，他们又回来了。这回警察说，如果不是监牢太挤了，就要把他们关起来，其实如果他坚持的话，警察仍得找个地方关他们。那是你们的问题，他说。不，实际上是你的问题，警察这么对他说，但仍然将二人带走。隔天早上他向外一看，那个男人和女人又坐在台阶上了。他们在那儿坐了好几年。冬天时，他希望他们冻死。但是，他自己却死了。他没有亲戚，所以房子收归该市所有。那男人和女人继续坐在那里。该市威胁要将那男人和女人弄走时，邻居和市民控诉该市并提出：那男人和女人在那儿坐了那么久，房子该归他们所有。请愿者胜诉。男人和女人接管那幢房子。翌日早晨，全市每一家的门前台阶上，都坐了一对陌生的男女。